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李自成“寇者气象”面面观

今年是又一个甲申年，也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六十个年头。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引发出李自成研究的热点，数十年来，其论文、专著当以或千或百计；然溢美之词、悖史之论甚多，历史在此竟成了某些史家笔下任其打扮的小女孩。　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败于梓潼，仅偕十八骑逃出重围，蛰伏于商洛山中；至十七年能兵簿京师，颠覆明室，可谓其兴也勃。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仅42天便退出北京，可谓其败也忽。李自成成也因其寇，败也因其寇；寇者气象比比见之。本文谨以这42天前后的零碎史料整理成文，以还原李自成之本来面目。是为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掠金令》下的酷刑

李自成究竟养了多少军队，恐难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据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四记督师候恂给崇祯的奏疏说：“臣乡自贼中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盅粟也。”　连年战争以及征饷、瘟疫、自然灾害，到处都是白骨蔽野、荒村弥望的惨象。其供给之难，李自成亦叹曰“今军需匮甚。”　故于十六年十月颁《掠金令》筹饷．规定助饷额数为“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追饷常常佐以刑罚。在大顺军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故酷刑比比见于记载。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　(《城固县志》卷7)　；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汾阳县志)卷4)　；在绛州等地，“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绛州志>卷3)　；大顺军占领宣化后，“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　(《明季北略》卷20)：在永年县，“甚者断人手足，裂人肢体”　(《永年县志·甲申纪变》)；在曲周县，大顺县令拷饷竟“脑匝、夹棍、炮烙、拷打”　(《甲申纪事》附录)，　诸刑皆备。除刑具夹拶，“外有铁藜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　(《历城县志》卷41)……。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都被大顺军用上了。

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后，为继续其“助饷”政策，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刘宗敏、李过主之。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甲申核真略》)。为此，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甲申纪事》称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甚为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吏部尚书李遇知，追赃四万；户部主事于学时，追赃十三万；司礼监太监王之心，追赃十五万余，金银什器缎匹无算……。“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北略》卷20)；其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至四月初一日，军师宋献策进言：“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宜停刑。”　初七日李自成至刘宗敏寓，见庭院夹三百余人，哀号半绝，惨不可睹，始令其省刑放人。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官绅，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亦不敢不借。

时人称大顺军在北京计掠银七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清初以研究流寇史而闻名的戴笠说：“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财归诸帅，文官归牛、宋，富户归小盗。又拷掠追索毕，刘宗敏进所掠银一千万两，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数，人皆称焉，共得七千万两。”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显然刘宗敏只是献出了掠银的一部分，而李岩等仅是拿出自己所掠部分凑足上缴所差，绝不是拿出自己全部所掠进缴；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掠，并未上缴，他们究竟掠了多少财物，亦很难统计。因此我以为实际掠银要高出那七千万两。　史家评述其事曰：“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　(计六奇·《北略》卷22)；“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　(谈迁《国榷》卷100)。此足见大顺寇者气象之一斑。　京城淘物，作恶多端

大顺军进城时也曾申令纪律。“贼初破城，先假张杀戮之禁，云‘如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　于是居民脸贴“顺民”　二字，簟食壶浆焚香夹道迎接闯王人马进城；商贾营业，街市如常。未几，大顺兵沿街大呼索马骡，“居民尽驱马骡出产外，贼争骑去。”　(《北略》卷20)进城后大顺军高级将领分居勋戚豪宅，如刘宗敏据都督田弘遇笫，李过据都督袁佑笫，谷可成据万驸马笫，李岩据嘉定伯周奎笫等等。中下级军官则分据各中下级官邸或富民巨室，并占其妻妾。大顺军进城约有四十余万士卒(此数据(豫变纪略》、(明史纪事本末》等载)，“贼令京城造捧门册，派养贼兵”　(《平寇志》卷9)，自此这四十余万散居民宅的士卒，便不受军营约束，在居民中为非作歹起来。

进城后的大顺军将士耽于享乐、沈湎酒色。他们不仅把宫中女子当作胜利品瓜分，“自成与刘、李诸贼分宫嫔各三十人，牛、宋诸贼臣亦各数人”　；而且平日里“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归所据第，呼莲子胡同优伶、娈童各数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或犯闯字，手斩其头，血流筵上”(《平寇志》卷9)。上之所好，下必效尤。士卒进居民宅，先“曰借锅，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不堪众嬲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　((北略)卷20)大顺士卒在居民家中，“责男子饲马，妇女执黉、供酒浆，搜索银钱，发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妇年五十皆不免。……奸汙妇女，三五朋淫，去来无定。”(《平寇志》卷9)在京外大顺所占州县亦如此，“遇贼兵过，先掠民间妇女供应，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乱下，伪官苦不可言。美者掳去，恶者弃下，仍命本官云：‘留待后来者用’。妇女供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虽死节者亦不得清洁耳。”(《北略》卷20)这样的一支队伍，何异于匪!大顺军在恣行杀掠中为防止居民逃匿，竟然也用上了连坐之法。他们“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　(《北略》卷20)这种大肆劫掠行为，居民称之为“淘物”!　又如《平寇志》卷十所载：“刘宗敏、李过等大索京官，严刑拷掠，罄衣币金银诸器。未几，株连乡戚知交、典肄市贾，搜索寄顿，逮及菜佣、卖酱家、僧房、饭肆。”　而“各铺有同乡株连者、有无故牵扯者，货物立尽，民不堪命，一时罢市”　(《李闯小史》137页)。大顺军还对“告缗”之法善为利用。如《爝火录》卷1载，他们将各衙门衙役或长班抓来审问，令其供出某官绅金银密藏何处，即供即捉，严刑拷打。随即又以长班及市井无赖为响导，缉访官民藏蓄，并予重赏。顿时宵小之徒一时蜂聚，纷纷“告发”，或乘机报复，或持刀索财；“贼兵满路．手揣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甚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北略》卷20)。从三月二十二日开始行拷掠之刑起，不过十数日，在大顺占领区，勿论京城内外，已乱如鼎沸。　大顺军之暴虐与匪无异，这铁的史实将某些史家和史论对李自成的溢美之词打得粉碎!　一个“山大王”的集大成者　李自成那“山大王”的特质，使他不具有政治谋略和政治威权，而比比可见的则是寇者气象。此处不妨略略梳理条陈如后。　一、李自成在襄阳时曾“议兵所向”。杨永裕提出“顺流取南京，断运道，北京自困”(《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方案遭李自成否定，采纳了顾君恩先取关中、掠三边、进山西、后向北京的方案。然而四十万大军入驻北京不数天，即告军粮匮乏。李自成仅只“给老本(即老营)米止数斛，马豆约数升，众颇怨之”(《甲申传信录》卷6)。继而盘禄米仓、光禄寺等仓积米，现盘现放，守城军士急急乎领粮，懈于城守，窘态毕露。继而又派兵南下运河两侧，以保漕运和筹粮。军中无粮，军心必乱，这是用兵者的基本常识。“贼兵无饷，皆资掳掠”　(《甲申核真略》)，大顺军匪性不改，因此李自成在北京可谓自受其困。倘若采杨永裕方案，不仅供粮较有保障，且可给北京巨大政治震慑，吴三桂亦不会急于叛明投清。　二、在李自成从龙之臣中，既无韩信、常遇春等能征善战之将，又无张良、萧何、刘基等运筹帷幄之士，有一二卓识远见者，其谋略又不为所用。如李岩在北京时进言谏四事：一是李自成退居公厂，待清理六宫后由百官迎进大内；二是追脏宜分三等；三是各营兵马不得借居民宅，宜退出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四是宜早登极，并招抚吴三桂。这四条意见条条切中李自成要害之处，然“闯贼见而恶之，止批‘知道了’三字，卒不能行”　(《李闯小史》142页)。而李自成重用的谋士主要为牛金星、宋献策等。《宝丰县志》载牛金星“颇涉风角六壬诸书”　，宋则精于奇门术数，他们俨然似旧时章回小说中聚啸山林的山大王所挟聘的“牛鼻子道人”　，他们之无政治谋略亦证明李自成的无政治谋略。此等人才何能成就王业!　三、李自成在占据西安时便己做了“皇帝”。如“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　(《明史》卷309)；在文告或谈话中常常称“朕”　，出行或阅兵时张小黄盖等等，所行皆帝礼而非王礼。然而，李自成在退出北京前又行登极大礼，似于情理不合，由是便想到李自成是想做皇帝还是想招安。三月十八日兵临城下之际，李自成派叛监杜勋进城与崇祯谈判，《小腆纪年附考》卷4载其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