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和“文明”之争

——英国早期游记的中国形象考察：综述

比起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来到中国要迟得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谁是第一个来华的欧洲人、英国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旅行者留下的游记或其他类似著作。其实，就时间先后而言，游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一般来说，没有旅行哪有游记，而且一般也是先游先记先出版的。

关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西方游记，显然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98和1299年在狱中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随后，关于中国的消息似乎在西方沉寂了两个多世纪，直至16世纪后，由葡萄牙航海者开路，西班牙、荷兰、法兰西等国的远洋船只接踵而至，（其实是）欧中之间的单向交往重又开始，而且空前热闹。航海者、商人、传教士甚至外交使节（团）先后或同时来到，其中的传教士、外交使节更是深入到中国内地、北京，他们写下了诸如《16世纪的中国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550－1575）、《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关于在中国经历的传世佳作。

至于英国，其实在其逐渐崛起的18世纪之前，就有人对中国感兴趣。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之于中国语言文字、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之于中国瓷器、威廉·坦布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之于中国园林等。但是，他们都从未踏上梦想中的那块神奇的土地，他们的主要消息来源多是耶稣会士发回的报道和其他欧洲人来华的见闻录或游记。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关于中国的游记差不多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8世纪前仅有两部，当时出版了一部，即彼得·芒笛（Peter　Mundy，1637，该年代代表作者来中国的时间）的《彼得·芒笛欧洲、亚洲旅行记》（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该书稿可能是英国旅行者写的第一部游记，但迟至1907年才开始被整理出版，共6卷）、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83－1684）的《新环球航海记》（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1697）。随后英国旅行者沉寂了近40年，才有苏格兰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720）作为俄国使团的医生经陆路从蒙古进入北京，写有两卷本《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的旅行记》（Travels　from　St.　Pete　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又隔了20余年，海军上将、著名的乔治·安逊勋爵（Lord　George　An　son，1742、1743）率领舰队，两次到达中国，写有《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这部游记第一次猛烈地抨击中国的政府腐败及国民性的卑劣，给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

据说对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中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几乎与安逊勋爵同时到达中国的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42），虽然他当时的身份是一艘瑞典商船的押运员，但他来到中国后就“不务正业”，专门在广东各地考察并素描当地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先后出版了《论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1757）和《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1772）两书。他在1757－62之间，还设计了皇家园林“Kew　Garden”，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具东方色彩、中国风格的园林。航海家、商人一般只能传达让本国人将信将疑的信息，贩卖丝绸、瓷器等有限的货物，而艺术家却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用于职业实践，创造出崭新的作品来。此后直至该世纪末的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半个世纪里，至少还有三位英国人根据他们的中国之行写成旅行记，但其中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1768）的“回忆录”到了20世纪上半叶才出版。

以上例举的8人，除约翰·贝尔以俄国外交使团成员的名义自陆路到达北京外，其他7位均以航海家、军人或商人的身份自海路前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范围或足迹从未超出过澳门、广州及附近的岛屿，而且一般停留时间较短，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交往的中国人也以码头苦力、外贸代理商（英国人称其为Hong　Merchants）及有数的几个中下层官员为主。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其实仅仅是其中的一隅（其实从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所占一两个章节的比例也可看出）。“从冰山的一角可以推断其全貌”，此话不假，因为，整个冰山的质地是一样的。但号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帝国的中国不是冰山，广州的“特”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普”，因此，靠他们对当地的皮相观察，就演绎归纳出对中国的普遍性认识，必然是“误释”或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