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作者/吴定敏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形式之一，从人类诞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翻译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汉代以来到唐朝宋朝的佛经翻译，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翻译为我国的对外对内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以及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翻译不仅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译史。作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一的《圣经》在西方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影响颇大，而《圣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同样仰仗翻译的贡献。从希伯来语、希腊语转化为拉丁语、德语、英语等，进而普及整个西方世界，无不是翻译的功劳。总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人类世界，翻译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活动，到现今已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为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翻译作为一门标准从诞生之日到今天都无法统一的活动或科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翻译活动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文学翻译，其标准更是难以统一，也就出现了译作中原著“魂”的缺失现象，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中“魂”的缺失现象。
一、原著之“魂”缺失的成因
从翻译的出现一直到翻译成为一门科学，最初的纯实践活动已演变成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随之而生的翻译理论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理论都有着各自特定的优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缺陷。比如说影响极大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该理论是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翻译理论，并很快在西方传播蔓延，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理论主要是针对传统以语言形式为主的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当以目的为纲，弱化翻译的语言形式，首先达到传输某种思想、观点、事实的目的，然后再顾及其他因素，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语言的多样化与色彩化，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使原著失色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功能翻译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导向，没有具体的翻译准则，即为了达到译者的目的，可以灵活决定是直译还是意译。这就说明，为了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同一个作品可以由不同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做出风格迥异的译作。同时，就是同一个译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对同一个文学作品作出不同版本的译作。当然，我们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只有说哪一个版本的作品更适合哪一个目的，目的在翻译中决定了我们的翻译手段、翻译视角，甚至翻译工具等。根据克里斯蒂安娜，诺德的说法：“目的原则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的译者还是保守的译者等让人进退维谷的问题。”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来文化在目的语国的发展，接纳了世界文化。它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翻译活动的前提是确定导向，即目标——为什么要做出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这样一来，翻译的完成是以某种目的的实现为标志的，也就是传输了某个具体文本的基本信息，而很大程度上会遗漏或忽略一些译者认为不重要但有民族色彩的东西，也就是作品中“魂”的表现形式之一。
《红楼梦》是我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称得上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场面到人物刻画，不仅气势恢弘，更是在细节之处刻画技艺炉火纯青，绝对是中国少有的鸿篇巨制，在中国文学界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把这样的传世佳作传出国门，更是意义非凡。但是，想把这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巨制翻译成外语绝非易事。小说中不仅有10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有相当部分的中国诗歌、对联、习语、典故等，这些异域文化特色的元素给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逾越的。其中，外国学者库恩在其《红楼梦》译作序言中如是说：“一座难以征服的高山——神秘而险要。”当然我们要弄清楚库恩等一批外国学者翻译的《红楼梦》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使外国读者有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和机会，就是使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本地语化，而不是给西方人呈现一个对等的而充满脚注的蹩脚作品。基于此种目的，像库恩等一批外国学者采用了改写翻译理论，大胆地把原著120回的鸿篇巨制改写成了只有区区几十回的外语版本。单从篇幅上我们就可以确定，大作《红楼梦》已经物是人非，中国特有文化元素肯定丧失殆尽，译作最多只是一个引介版本。确实如此，他们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该删除的删除，他们只是通过删减版本让目的语读者知道故事是围绕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纠葛这个主线的，而对其他的人物情节不作以重点突出。这样一来，他们翻译的《红楼梦》就成了一部“宝黛钗”的单线爱情故事，不仅没有恢弘之气势，更没有独到之灵魂，不可避免地使原著失色不少。
《红楼梦》中有人物100多个，不仅名字朗朗上口，没有重复，而且每个名字也不是随意编写的，它们都是有深刻寓意的，除了主要人物的名字寓意深刻之外，其他众多小人物的名字也是暗意十足，直指当时社会现实。这也为外国学者翻译《红楼梦》造成了不小的难度，使其被迫采用改写翻译理论，使其作品仅仅停留在引介阶段，而无法达到接近原著是一个文学经典的高度。比如说故事中的小人物甄英莲，她名字的双关意义是指“真应怜”，不仅指出了当时小人物的命运，也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悲惨现实，更让我们体味到了原著作者曹雪芹创作的匠心独到之处，他似有难言之隐。贾雨村的名字含义更是丰富至极，其双关意义在于“假语存”“假语村言”等，他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人物。在他们的译作中，尽可能地采用意译的方式，如把“黛玉”译成“Bluejewel”，意思是“蓝色的宝石”；而把“甄英莲”译为“Lotus”，意思为“莲花”；把“王熙凤”译为“Phonix”，意指“凤凰”。他们这样的翻译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的姓氏因素，直接用栩栩如生的形象给予命名，有一定的鲜活力，同时也是外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达到了其自身的翻译目的——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从文学经典本身来看，这些人名翻译又失去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也是作品“魂”的一部分。这样，我们从名字上感受到人物的活力，但是无法体味背后隐含的深层次东西，包括社会背景、社会意义以及作者意图，等等。究其原因。不能怪 《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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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定敏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形式之一，从人类诞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翻译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汉代以来到唐朝宋朝的佛经翻译，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翻译为我国的对外对内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以及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翻译不仅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译史。作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一的《圣经》在西方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影响颇大，而《圣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同样仰仗翻译的贡献。从希伯来语、希腊语转化为拉丁语、德语、英语等，进而普及整个西方世界，无不是翻译的功劳。总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人类世界，翻译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活动，到现今已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为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翻译作为一门标准从诞生之日到今天都无法统一的活动或科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翻译活动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文学翻译，其标准更是难以统一，也就出现了译作中原著“魂”的缺失现象，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中“魂”的缺失现象。
一、原著之“魂”缺失的成因
从翻译的出现一直到翻译成为一门科学，最初的纯实践活动已演变成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随之而生的翻译理论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理论都有着各自特定的优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缺陷。比如说影响极大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该理论是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翻译理论，并很快在西方传播蔓延，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理论主要是针对传统以语言形式为主的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当以目的为纲，弱化翻译的语言形式，首先达到传输某种思想、观点、事实的目的，然后再顾及其他因素，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语言的多样化与色彩化，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使原著失色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功能翻译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导向，没有具体的翻译准则，即为了达到译者的目的，可以灵活决定是直译还是意译。这就说明，为了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同一个作品可以由不同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做出风格迥异的译作。同时，就是同一个译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对同一个文学作品作出不同版本的译作。当然，我们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只有说哪一个版本的作品更适合哪一个目的，目的在翻译中决定了我们的翻译手段、翻译视角，甚至翻译工具等。根据克里斯蒂安娜，诺德的说法：“目的原则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的译者还是保守的译者等让人进退维谷的问题。”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来文化在目的语国的发展，接纳了世界文化。它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翻译活动的前提是确定导向，即目标——为什么要做出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这样一来，翻译的完成是以某种目的的实现为标志的，也就是传输了某个具体文本的基本信息，而很大程度上会遗漏或忽略一些译者认为不重要但有民族色彩的东西，也就是作品中“魂”的表现形式之一。
《红楼梦》是我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称得上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场面到人物刻画，不仅气势恢弘，更是在细节之处刻画技艺炉火纯青，绝对是中国少有的鸿篇巨制，在中国文学界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把这样的传世佳作传出国门，更是意义非凡。但是，想把这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巨制翻译成外语绝非易事。小说中不仅有10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有相当部分的中国诗歌、对联、习语、典故等，这些异域文化特色的元素给翻译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逾越的。其中，外国学者库恩在其《红楼梦》译作序言中如是说：“一座难以征服的高山——神秘而险要。”当然我们要弄清楚库恩等一批外国学者翻译的《红楼梦》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使外国读者有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和机会，就是使中国古典文学典籍本地语化，而不是给西方人呈现一个对等的而充满脚注的蹩脚作品。基于此种目的，像库恩等一批外国学者采用了改写翻译理论，大胆地把原著120回的鸿篇巨制改写成了只有区区几十回的外语版本。单从篇幅上我们就可以确定，大作《红楼梦》已经物是人非，中国特有文化元素肯定丧失殆尽，译作最多只是一个引介版本。确实如此，他们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该删除的删除，他们只是通过删减版本让目的语读者知道故事是围绕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纠葛这个主线的，而对其他的人物情节不作以重点突出。这样一来，他们翻译的《红楼梦》就成了一部“宝黛钗”的单线爱情故事，不仅没有恢弘之气势，更没有独到之灵魂，不可避免地使原著失色不少。
《红楼梦》中有人物100多个，不仅名字朗朗上口，没有重复，而且每个名字也不是随意编写的，它们都是有深刻寓意的，除了主要人物的名字寓意深刻之外，其他众多小人物的名字也是暗意十足，直指当时社会现实。这也为外国学者翻译《红楼梦》造成了不小的难度，使其被迫采用改写翻译理论，使其作品仅仅停留在引介阶段，而无法达到接近原著是一个文学经典的高度。比如说故事中的小人物甄英莲，她名字的双关意义是指“真应怜”，不仅指出了当时小人物的命运，也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悲惨现实，更让我们体味到了原著作者曹雪芹创作的匠心独到之处，他似有难言之隐。贾雨村的名字含义更是丰富至极，其双关意义在于“假语存”“假语村言”等，他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人物。在他们的译作中，尽可能地采用意译的方式，如把“黛玉”译成“Bluejewel”，意思是“蓝色的宝石”；而把“甄英莲”译为“Lotus”，意思为“莲花”；把“王熙凤”译为“Phonix”，意指“凤凰”。他们这样的翻译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的姓氏因素，直接用栩栩如生的形象给予命名，有一定的鲜活力，同时也是外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达到了其自身的翻译目的——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从文学经典本身来看，这些人名翻译又失去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也是作品“魂”的一部分。这样，我们从名字上感受到人物的活力，但是无法体味背后隐含的深层次东西，包括社会背景、社会意义以及作者意图，等等。究其原因。不能怪 《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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