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内容提要〕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对杜勒斯的评价也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传统派”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修正派”认为艾森豪威尔是非常主要的决策者，“后修正派”则通过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前两者的观点进行修正和综合。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日渐深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如杜勒斯的整体冷战战略、“和平演变”与“和平变革”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美国/冷战史学/杜勒斯研究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冷战史上的著名人物，大概也是战后以来在中国形象最糟糕的美国政治人物。毛泽东曾经对之高度重视，认为他“是个想问题的人”、美国“真正掌舵的”.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0页。在西方，有人将他捧为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　"20世纪的梅特涅”，也有人将他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五个国务卿之一。David　Heller　and　Dean　Heller,　John　Foster　Dulles:　Soldier　For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0),　Chapter　17;　D.　Porter,　"The　Ten　Best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　Five　Worst,"　William　Pederson　et　al.　eds.　The　Rating　Gam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87),　p.90.美国外交史学界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研究虽然已经走过了一轮“正-反-合”的发展历程，关于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及其政策影响，仍然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对40余年来国外（尤其美国）的有关研究作一个总结和评价，为进一步研究杜勒斯及50年代的美国外交提供一个学术史的参照。

一　从“传统派”、“修正派”到“后修正派”（本文特指“艾森豪威尔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　）

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修正派”是对“传统派”的否定，后“修正派”则大体上是否定之否定。导致这种具有史学运动性质的学术变迁的原因,固然主要是有关档案材料不断增多，研究日渐深入，同时也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观察角度和评判标准在不断变化。对杜勒斯的研究和评价，就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

“传统派”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50、60年代，大多数人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研究者们对杜勒斯的兴趣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大部分关于杜勒斯的传记和研究专著都产生在这一时期。“传统派”的主要特征，是将杜勒斯描写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或“设计师”。其中《边缘上的决斗》一书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提出政策的是他，说服总统的是他，推行政策的也是他。……他实际上成了美国权力的指挥者。”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也认为，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杜勒斯，放手让他去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R.　Drummond　and　G.　Coblentz,　Dual　at　the　Brink:　John　Foster　Dulles'　Command　of　American　Pow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p.25;　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An　Uncertain　Traditio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Norman　Graebner　ed.,　p.302.严格地讲，“推动者”、“设计师”之类的提法，本身并不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威望和决定权的否定，“传统派”学者也承认，杜勒斯的权力来源于总统对他的充分信赖。但他们的确偏重杜勒斯的作用，强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认为大多数政策构想都出自杜勒斯。

“修正派”的主流地位是在80年代确立的，但具有“修正派”性质的研究成果在70年代就已经大量出现。这既得益于文献的增多，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在70年代以后直线上升，与经历了越战创伤、经济危机而情绪低落的美国公众对50年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相对和平与繁荣局面的怀旧情绪直接有关，有关研究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1975年以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大量官方和私人文件逐渐开放，不但直接推动了“修正派”史学的发展，还使得7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80年代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艾森豪威尔时代”.　这些材料主要有利于填补与艾森豪威尔有关的空白，与杜勒斯直接相关的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得多，而且杜勒斯本人既没有留下任内的日记，更不可能有回忆录，人们以往利用较多的《杜勒斯文集》(普林斯顿大学藏)也主要由其早年的公开文献组成，虽有助于了解杜勒斯的生平与思想，却不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来龙去脉。有人还指出，由于杜勒斯过于谨慎、含蓄，经常有意掩盖自己的想法，其个人文件有时甚至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R.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

罗伯特?迪万、弗雷德?格林斯坦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等人在80　年代初发表的著作，正式确立了艾森豪威尔修正派史学的统治地位。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一书，总结了70年代的“修正派”成果，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艾森豪威尔只是需要“利用”杜勒斯的外交知识与技巧。在迪万看来，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功绩是避免了海外军事干预，尽管这些成就“本质上都是否决性的”，但他使冷战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核战争，其稳健、审慎和克制是其继任者们所难以企及的。安娜?纳尔逊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与安委会的关系，也得出类似结论。格林斯坦则强调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风格，他在幕后控制着决策过程并作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但为了回避抨击和避免分裂，他往往不愿公开表明个人的立场和作用，而是让杜勒斯来充当其冷战政策的“避雷针”.　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VIII-IX,　10-16,　20-23,　153-155;　ANNA　NELSON,　"THE　TOP　OF　THE　POLICY　HILL:　PRESIDENT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PLOMATIC　HISTORY,　7(FALL　1983),　PP.307-328;　FRED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P.　5-9,　57-72,　87-91.论文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修正派”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安布罗斯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写成的两卷本《艾森豪威尔传》。该书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主要理由其实就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说的在其任内“美国没有丧失一名士兵，一英尺土地。我们维持了和平。”安布罗斯也认为艾森豪威尔“主宰一切”。就坚决反共而言，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其实是半斤八两，但对于具体问题的失败，责备杜勒斯比责备艾森豪威尔更容易，也更有利，有杜勒斯作为避雷针有助于保持艾森豪威尔的声望。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84),　PP.9-12,　150,　618-627,　CHAPTER　19.7Xz;]@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