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述论

法者在断案时，不仅要弄清犯罪的事实，更要追索涉案人的动机。只要有邪恶的犯罪动机，不必待其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就应当加以惩罚；对首犯必须从重论处；对虽有犯罪行为但动机出于善良或情有可原的人，则应当从轻论处。参加盐铁会议的儒生，把这种“动机论”表述得更为明确，“《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22]就是把“人情”渗透到法律之中、甚至置于法律之上，以涉案人的动机善恶作为量刑的首位标准，而把客观的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置于次要地位考量。

这一原则，在执法中的有效性是无需质疑的。西汉后期，发生了一场围绕着前丞相薛宣涉及权力之争的“毁容”案件，在讨论量刑时，出现了御史中丞、廷尉两种处置方案之争，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和将军、博士、议郎各自支持一说。在这场“高规格”的刑事案件讨论中，廷尉等人就是高标“《春秋》之义，原心定罪”[23]之说而得以占据优势。在另一场涉及收捕在职丞相王嘉的“诏狱”之案中，也还有永信少府等十位朝臣出面，巧妙地缓解皇帝的“邪火”、争取为王嘉保留一丝人格尊严，他们借重的名义是“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　[24]面对此说，皇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东汉中期的一个政治性案件的处置也可以说明问题。少年儒生霍諝的舅父宋光受人诬告，大将军梁商以宋光“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　霍諝上奏记于梁商，为舅父宋光洗刷冤屈，同样引用“《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之说，并且进一步以“人情”证明宋光的冤情：“（霍）諝与（宋）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位极州郡，日望征辟，亦无瑕秽纤介之累，无故刊定诏书，欲以何名？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岂有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鸠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大将军梁商被霍諝的才志所打动　，“即为奏原（宋）光罪”。[25]

汉代士人对“原心定罪”的一片喝彩之声，除了它是儒家理论、符合常人心态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在执法实践中有援救善人的实效。对此，思想家王符表述为“先王议谳狱以制，原情论意，以救善人”[26]。以上所举事例，确实可以证明它有这样的功效。 《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述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