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

对于中国古代“诚信”和儒商“诚信”状况，中外人士有不同的估价。当然都是一种直观经验归纳，缺乏科学理据。从现有资料看，欺诈也确实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杜骗新书》⑼出现。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张履祥《言行见闻录》）。吴南坡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何峰《徽商与诚信》引）。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此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信条。梁启超则盛赞晋商“独守信用”、“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⑽。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记录称：“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⑾

“诚信”商业伦理，由于能降低交易成本，既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对其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不能把它看作单纯的道德选择，不可夸大它在儒商成功中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其历史局限性。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地而非科学地继承它。 《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