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

摘　要：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期。两汉统治者苦心经营近四百年的儒家思想防线和文化统治，在战火兵燹中显得是那么不堪一击。传统文化在社会无序、文化失范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可遏制的裂变。道德观念的变异、文化行为的悖论、价值尺度的失衡以及名士风流的初显，都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正处于急速的裂变过程之中。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为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廓清了道路，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而且对魏晋时期的文化整合、文学自觉和文学繁荣，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建安时期；文化裂变；文学自觉

自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上升为正统思想，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然而，迄于东汉桓、灵之世，后党秉政，中涓弄权，以至民声鼎沸，怨声四起，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汉献帝即位，屡遭播迁，尤其是曹操挟献帝都许，借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汉献帝已权威尽失，威风丧尽。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在汉末战火兵燹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文化失范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在发生巨变，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也超越了儒家思想伦理的规范，纵情任性，独立特行，突出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表现个性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

一、思想观念的变异

建安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异，主要表现为各种为儒家所称许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已被打破，而此前不为儒家所接受和容忍的思想观念则借助社会无序和文化失范的特殊背景应运而生。譬如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原则之一的嫡长继承，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嫡长继承是试图使社会演进纳入和平轨道的道德范式，与之相对立的“废长立幼”，则被认为是致乱之源。所以，每当有人试图废长立幼时，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攻击。按照儒家礼教，嫡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就享有当然的继承权。如果生在帝王之家，那他就是当然的储君或太子，哪怕他是根本扶不上台的阿斗，然而，建安时期这一思想观念被彻底打破了。

废立天子是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但是，东汉末年君弱臣强，诸侯尾大不掉，权臣常常有废立之意。灵帝死后，何进立少帝刘辩，董卓入京后废少帝而立献帝。董卓专擅朝政，引起大臣不满，诸侯共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袁绍为一己之私，和冀州牧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只是由于刘虞始终不敢接受，这才作罢。废立天子这样的大事，完全凭权臣的个人好恶。只要手中握有兵权，想立谁就立谁，若是有人敢说个不字，格杀勿论。董卓自恃兵权在握，强行废立，先废少帝为弘农王，紧接着又杀了弘农王和何太后，立陈留王为帝。其实，董卓废立的真实目的，是因少帝刘辩是何太后之子，而何太后又是何进的妹妹。有少帝和何太后在，他就难以为所欲为。立陈留王为帝，他就有拥立之功，可以随心所欲。立陈留王为汉献帝之后，董卓迁相国，封?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史家这样记述道：“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由于儒家思想防线的崩溃，这一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相当淡薄，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防全线失守，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许多在过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在建安时期却得到了人们的喝彩与欣赏；许多本来属于可否之间的事情，却朝着远离儒家思想道德的方向发展，并受到了肯定和赞扬。最为惊世骇俗的，是曹操的“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和孔融关于儿子与父母关系的一番高论。

曹操和吕伯奢原是老朋友，因得罪董卓而改名换姓从洛阳逃回家乡。途经中牟，路过吕伯奢家。当时吕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代父设宴，招待曹操，并留宿在家中。到了夜里，曹操听见有响动，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拿他到县里请赏，就把他们杀了个干干净净。之后，他还振振有辞地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事见《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说》和孙盛《杂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宁可我辜负了天下所有的人，也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辜负了我。这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利己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也是曹操这位“乱世奸雄”真实心理的写照。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能够纳入到诸子百家哪一家的思想范畴呢？不能。因为，它是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异。

孔融是孔子20世孙，是孔子衣钵的当然传人。可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孔融并不服膺儒家，而是常常以儒家的叛逆者形象出现。他对父母与儿子关系的一番高论，可以看出建安时期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说：“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母之与子，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在他看来，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最初的动因，是情欲的表现；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就好像把一件东西放在瓶子中，放在里面时，二者有一种容纳与被容纳的关系，一旦把东西倒出来，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他把父子关系华丽的外衣剥得一干二净，显露出来的只有赤裸裸的情欲；而儿子孕育在母体，也好比是暂时的寄存。这样一种看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尤其是在汉献帝都许之后，影响力不是寻常人物所能比的。孔融不仅是孔子的20世孙，而且还是大名士，在当时的文人中很有影响力。他虽然早在建安十三年（208）就被曹操杀害，但曹丕和其后的评论家还是把他归入建安七子之中，已足见他在文士中的影响是多么地强劲。有这样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持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道德观念，则建安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异，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二、文化行为的悖论)bIYq y} RHwaO@8V{Q7'f{Gexm经 济 学论文gwd?aYO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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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道德防线的全面崩溃，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行为获得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以至于相互悖谬，自相矛盾。如果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化行为放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为其自相矛盾而感到迷惑和茫然。

仍以曹操而论，他曾经主张“恶恶止其身”，主张就事论事，反对株连。但他的一些行为却与他这种主张刚好相反。他的父亲曹嵩去官后还居于谯，后因避董卓之乱暂居琅邪。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据守兖州的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其父及家人到兖州。徐州牧陶谦因初平四年（193）曹操进攻徐州，攻拔十余城，杀戮无数，致使“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而衔恨曹操（《魏书·陶谦传》）。如今有了机会，陶谦遂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及其家人，将曹嵩及其小儿子曹德等悉数杀死。曹操为报父仇，发兵攻打徐州，许多无辜惨遭杀戮。论文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曹操之父被杀，是曹操和陶谦个人之间的恩怨，即使要报仇，对象也应仅限于陶谦及其爪牙，而不能迁怒或归罪于老百姓。纵使大动干戈，目标也应十分明确而有限，而不应该把普通老百姓作为发泄怨气的对象。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呢？但是，曹操此时却不这么看。他既不是儒家思想的信徒，自然不会用一种中庸平和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然而在另外的事情上，譬如对待起草《为袁绍檄豫州》的陈琳，曹操就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处理。

陈琳原是袁绍手下的文士，袁绍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遂发布檄文，讨伐曹操。陈琳是文章好手，援笔立成，起草了一篇讨伐袁绍的檄文。文章从曹操的祖父骂起，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曹操攻克冀州，占领邺城，俘虏了陈琳。陈琳本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不料想曹操却很大度，问陈琳：“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魏书·王粲传》）按曹操的意思，你陈琳要骂，尽管骂我曹操好了，但不应把祖宗三代都骂上，这样做不合乎“恶恶止其身”的道理。

如果推己及人，曹操当初为父报仇，杀戮那么多的无辜，又该作何解释呢？曹操自己是否“恶恶止其身”呢？没有。曹操的文化行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悖论，而且在事实上也是自相矛盾。

曹操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人。他喜欢有才干的人，曾一次次地颁布求贤令，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人才都网罗到他的手下。他公开擢拔那些“有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甚至是“盗嫂受金”之徒，也都可以授予官职。的确，就当时的情形而论，曹操帐下可谓人才济济。但是，对于那些胜于自己的人，他却心怀嫉恨。杨修之死就与这点有很大关系。杨修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曹操的那点心思他揣摩得特别透。《世说新语·捷悟篇》所载杨修的几件事，足见杨修是何等聪明的一个人。曹操要修建丞相府，大门初具规模，曹操让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杨修见了，令人把大门拆掉重建，门口建得小一点，这才趁曹操的意。按杨修的理解，门中一个活字是“阔”，表明曹操是嫌门太大；有人送给曹操一杯奶酪，曹操尝了尝，就在盖子上写了一个“合”字，然后给众人。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杨修见了，拿起来就吃了一口，说：“曹公让我们每人吃一口，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原来，“合”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