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引言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　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①

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各种推断和广泛争论。

叶·巴让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瓦·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了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李钟植和陈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谢·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　月5　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　月12日的演说，即表明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约·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②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③

约·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④

阿·托尔库诺夫等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⑤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本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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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说，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认可朝鲜半岛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不惜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对远东的战略和策略。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　世界革命-　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对于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　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⑥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　月至1949年5　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⑦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在远东也进入了紧张的对抗状态。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的对外政策，自然是加强美国与苏联在远东敌对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结果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其本身毕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鲜半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在战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1949　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朝鲜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⑧当时莫斯科估计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意图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　“松开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⑨论文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z~*z & xz;|)k{M7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