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从１９４８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影响中国共产党制订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以往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将对美政策作为“一边倒”政策中的一个问题加以探讨；其二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专以新中国对美政策为题的论著均将注意力置于描述决策者的一些具体动机上。〔1〕这些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未能将上述两个特点更好地结合起来。本文试图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方面的接触等等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制订对美政策的影响。

（一）革命时期的外交思想与对美政策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考虑未来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大致开始于１９４８年秋冬之际。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订对美政策的进程与他们为新中国制订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2〕就实质而言，对美政策作为新中国总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订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另一条轨道上发展。因此，把握１９４８年底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的特征，对于理解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解放军占领沈阳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底三大战役结束，中国革命运动进入到一个从争取战争胜利到建立新国家的转变时期。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中考虑的是如何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那么从这时起他们开始同时考虑如何建立新的政权。这一特殊背景与中国革命运动长期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起，他们的指导思想便具有两重性，即它一方面反映着、并且必定要适应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未来新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说，在上述两方面中的每一方面，还包括着不同层次的内容。新中国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必定要被打上深刻的革命烙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运动处于争取最后胜利的特殊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考虑任何问题，包括外交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从革命运动的角度出发，并将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作为各项政策的归宿。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有关部分自然也就成了制订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3〕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度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外，一直被置于中国革命的敌人之列，只是在抗战结束以前尚未被定为头号外部敌人罢了。〔4〕及至中国内战爆发和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苏联关于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观点，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5〕当然，美国被视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并不完全是基于理论的演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美国当时已经成为阻止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外部威胁。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带规律性的问题。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将“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6〕从三大战役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中央一直在准备对付美国几乎所有可以设想出的各种形式的干涉，它们包括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揭露和粉碎美国分裂中国革命阵营的阴谋，打破美国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在最终解放台湾时排除美国的阻挠等等。〔7〕总而言之，从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说，这一时期美国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都是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订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们对新中国外交的本质与目的的认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几乎都经历过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过程，他们在青年时代被称为是“蒙受耻辱的一代”，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他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他们的观念中，结束中华民族的屈辱应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其内容包括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首先，改变中国人在外交方面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反复强调的问题。１９４６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即针对党内的思想状况，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8〕当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特别指出，害怕帝国主义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人多年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遭受失败，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苏联也有此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和美国纸烟等等，看不起伟大的现实，其根源即在于“战争受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9〕上述观点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新中国外交的思考中。他们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即指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这个概念一说就把怕不承认的观念打消，应有这样的气概”。〔10〕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处理外交（其中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的全过程，从批评中国共产党沈阳市市长朱其文回访美英法等国驻沈阳领事馆，到毛泽东评美国务院《白皮书》，处处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精神解放的重视和追求。〔11〕需要指出的是，从提出重视精神解放的必要性到将其贯彻到外交决策中，最直接针对的就是处理对美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怕美国人，轻视美国人，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12〕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应是彻底结束百年屈辱的外交。〔13〕它必须也必定要体现出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月第一次谈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时即指出，新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14〕从这时起到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再强调，未来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与帝国主义是有几笔大帐要算。在３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说明：“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15〕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总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念中，新中国既是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的外交，也是从反帝斗争中诞生的新国家的外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新中国外交的这种认识与把握，从根本上决定了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特征和发展方向。

（二）对美政策形成时期的外部与内部环境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一方面与他们以往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他们对特定时期的外部与内部环境的看法和反应。当然，１９４８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期。在这种气氛中，主观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偏离现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这一时期内外环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策的影响。（１）外部环境的影响所谓外部环境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考虑对美政策时面临的国际环境。进一步说，由于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理论上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归属于苏联阵营的，但他们在作出外交决策时面对的外部压力实际上却来自两个方面——既来自美国，也来自苏联。美国给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援助国民党政府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直至帮助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客观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几乎是步步为营的。〔16〕其二是企图利用“承认”问题影响未来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并组织孤立新中国的联合战线，其标志是艾奇逊提出的关于“承认”新中国的几项原则及司徒雷登与黄华会谈时提出的条件，即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未来的政府中接纳“民主人士”，以及不与苏联结盟等。〔17〕其三是给新中国制造经济困难，纵容和配合国民党军队封锁大陆海港。〔18〕美国的行动反映了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对一个新兴的革命国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其结果只能是引起中国共产党更为强烈的憎恶和反抗。实际上正是在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给南京市领导人的指示中才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19〕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必须一边倒”。〔20〕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政策和态度的相当直接的反应。处在一个两极的世界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定要受到对苏关系的制约，问题只是这种制约达到何种程度。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受到苏联方面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产生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不信任，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的不信任。斯大林固然希望新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共产党国家，但中国共产党与苏共长期的隔阂，以及在战后特殊形势下苏联在中国获得的复杂的利益，都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是否会“一边倒”向其领导的东方阵营满腹狐疑。〔2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开始便将对苏关系置于首要的地位，而且在断定与美国的对抗将难以避免后，他们更加相信，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符合新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打消苏联领导人的怀疑，主动向苏联靠拢，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对美关系及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