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董贵成：５０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文革”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　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约有十余部著作。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多。这些努力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主权、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80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　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和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的。　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　）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　）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　）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　）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　—286页。）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期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唐才常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注：汪林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四个转折点》，《求是学刊》1985年第5期。）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著的同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　）两书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　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3　）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所没有的。　2、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文革”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　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　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　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　）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1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

《龚书铎/董贵成：５０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