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提比略统治早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

读帝政时期的罗马史，一直对日耳曼尼库斯其人颇感兴趣，他大约是惟独的在各种史料中均能保持风度优雅及声誉良好之类评价的帝国显贵了。虽则可以断定不乏籍着父荫的成分，但立身行事的正派总是无可否认，不然，以苏维托尼乌斯巨细靡遗的对私生活的收集癖好，又怎能对他独独放过，甚至采取褒扬和同情的笔法呢？日耳曼尼库斯是否真被视为“共和孤儿”，这我也不敢妄议，毕竟手上一来没有度量意志的容器，二来有关罗马精神的了解，也仅限于“威力”[numina]之类而已。可是对于留下这许多讲宽容的佳话[详细可见编年史中他和杜路苏斯的友谊，对皮索的容忍]的人物，总是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最初宣称的还是要墨守传记形式，然而两个理由不得不使我放弃：写传记的素材取诸何地？无非是商务或三联的普及读物，最多胜出的也就用英文的搜索引擎觅得少量残篇。在日史尚且可以说是打地基，不失为有益的工作，对于罗马史而言，无非是把人物的事迹略做麇集，由编年的体例里拆散些零件，装到自己的骸骨上。而这样一种行状类的照抄便很有价值吗？与其如此，我却宁愿将自己的主要参考书目作为文章的主体，有爱好的朋友不妨按图索骥，从塔西佗或是迪奥.卡西乌斯的原著里汲取营养，相信所得必丰。而利用本身浅陋的知识，尽可能的转译些原始材料，或许才是我们治学的正经亦未可知，这也确是我今后计划内的一部分。后来渐渐泛起点自利心，以为观众大约是比较喜欢谈战争，而日耳曼尼库斯短暂人生功业之大半，即是在日耳曼的森林中取得的胜利及凯旋的荣誉，作为统帅的恺撒之决断，凯奇纳的勇敢，罗马军队的刻苦和坚毅，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多数日耳曼人对自由的执着，他们的领袖阿尔米尼乌斯屡败屡战，却始终不屈的精神，也使得画卷的铺展越发显得波澜壮阔，如果我们以前还仅认为罗马的舞台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且罗马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日耳曼尼亚所濒临的大洋，无边无际，和我们相距，真所谓各在天一涯”引自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那么现在，至少可说这“景物荒凉，风光凄厉”之地是分得了它应具的辉煌。这样一段事迹，怎么看都不失做小说创作的好脚本，甚至是为任何的艺术体式所采用。然而如此感性的认识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尤其是以作者所描写的经过本身就极有可能是取自再三转述的感性认识，其不可靠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抛开所谓情绪化的细节，从技术角度谈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是否更合适些？远征主力在经过沼泽时一面修补已塌陷的堤路，一面戒备敌人进攻，最终以构筑营地，轮替工作的方式抵御偷袭的情形，颇多合于军事工程学之处；双方在会战前鼓励士气的演说似又可做军事心理学的研究；至于战术，军制，指挥，情报，管理等各方面，都是值得拓宽并及纵横比较的大论题。这样的专著，没有一定的军事眼光而又试图在几句话里交代清楚，不啻班门弄斧。

胡乱扯些无关的废话，其实想说的大体可归总如下：在下学识浅薄，而眼高手低，不甘总是取了凉白开加工成矿泉水兜售，自己的东西掰不出来又舍不得这好题材，就仿佛易醉的邮差遇见绝佳的白兰地，唯一的途径还只得浅尝辄止，大体上对于酒的色味，稍有些与旁人不同的见解，也就够了。

一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统治者通常以此为工具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其他。在此，我们是否应当同意塔西佗著作中的观点：罗马以规模庞大的军力再三投入到他们素不熟悉的地理环境中，[第一次战争前期{公元14年}派遣12000的军团士兵，以及数逾6000的辅军精锐，后期{公元15年}倍于此，莱茵河左岸的八军团全部出动，再加上15000的辅军部队以及临时征募的日耳曼地方武装；第二次战争{公元16年}虽声势不及，然而1000只船所组成的运兵舰队亦可称的上是蔚为大观]仅是[普通士兵]为了赎他们在哗变中所犯下的罪，以及[高级军官]取悦于他们的主子提比略，于是年轻的皇子给了部下机会。不，倘使战争竟是如此轻率，奥古斯都又何必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溃败消息传来后，悲号“还我军团”呢？更何况此刻帝国的主宰，是执行比养父更为谨慎的对外政策的提比略，他如非觉得必要，断没有理由冒险。当然，士兵的羞耻心和罗马人一贯注重荣誉的传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条件，而非原因，尤其在遭遇自然肆施淫威时，这一条件的作用就更显微不足道了。

塔西佗固是良史，一方面在于他为我们保留并搜集大量可供研究的原始资料，一方面也是因了辞章的简洁有力。但自五贤帝治世迄今，历史的方法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还墨守传统，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人物的历史，所谓分析也仅停留在人物关系[政治层面]上，甚至溯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未免嫌视界狭窄。就我们现在所考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为例，我以为其原因，还是偏在社会经济方面。

[一]，日耳曼尼亚的动乱使整个日耳曼和山外高卢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从恺撒统治以来，意大利所产的葡萄酒即行销日耳曼，而这民族的好酒贪杯也是闻名的，再加上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极差，由此推想则酒类贸易给罗马带来的利润不会很少。至于高卢人在罗马化后就表现出对金钱异常的执着，他们之于意大利和日耳曼都有大量的出口，帝国财库的丰裕得高卢的税金助力不小，至于阿非利加和埃及，主要被视为粮食供应渠道和皇室私产所在，东方各省往往内部消耗比较严重，所以，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反抗联盟，必然导致西部形势恶化，引起连锁反应。第二次战争前，[编年史]上甚至出现“高卢诸行省已不再能供应马匹了”的记载，这不仅说明战争消耗之巨，也从侧面揭示高卢的商贸交通受到严重妨害，致使他们无力抑或不能购获马匹。[当时高卢境内为罗马提供骑兵和马匹的主要是特瑞维累人，他们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以善骑著称。]由此可见情况确实难以令人持乐观态度，如果未能尽快摧毁反抗势力，将直接影响到罗马的民生，进而危及统治。

[二]，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