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人民公社

一、历史人类学：观察的新视角

在1998年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出版之前，相关的研究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此正如作者在本书的《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学者的分析通常散见于报刊杂志和理论著作中，其中有些见解给人以启迪。"细检作者所列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经济学家的言论。他们的分析，大都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切入的。例如，他们讨论公社时期的农村工业化问题，讨论公社制度中的产权问题，讨论退社自由与合作社的激励机制问题等等，都属于此类。诚如张乐天所说，这类讨论往往只涉及人民公社制度的某一个侧面，我们需要更为全面，更为完整的研究。

中国学者也有从村庄史、区域史和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但是，这类研究往往是由当代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者们来完成。他们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注重各种政策法规的排列和解释。对于构成事件史的社会变迁，研究者虽然倾注了较多的精力，但其重点只不过是用乡土资料对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或领导人观念的反复进行解释。有的学者甚至化费较大的篇幅描述难以作为学术研究个案的大寨大队，对于其他村庄的描述也是相当粗略的。在似乎获得了全景式鸟瞰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于这一制度的深入了解。

西方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角度展开的。虽然公社时期国外学者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的人民公社，但仍有学者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些公社的资料，藉此，他们详细描绘了公社时期的村落生活，且"观察仔细，描述具体，令中国学者刮目相看"。（第13页）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的西方学者通过采访当时离境的中国农民，居然可以细致入微地再现中国农村的生活场景，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所具有的良好的学术素养。人类学的方法论强调的是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社区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细致的采访可以替代观察，或者说，采访本身即是一种观察，但是，观察不可能代替作者对于社区生活的亲身体验。从这一角度讲，这一时期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著作，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人民公社制度，搜集各种文献资料，排比分析，提出论点，进行解释。这一经典的历史学方法用于研究刚刚结束的人民公社，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满足。这是因为，人民公社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而是亿万人民的实践。细致一点地说，人民公社不仅仅是决策者们的翻手或覆手，而是亿万农民的播种、耕耘和收获，是他们的晨出和晚归，是他们的出生、成长、婚嫁、衰老与死亡。村落生活尽管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出发点，但却是这一制度的展开和归宿。从这一点来看，村落生活的研究理应是公社制度研究的重心所在。在研究村庄史的层面，传统的历史学往往捉襟见肘，无能为力。

本书作者将养育他20年的村庄--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当作自己的研究基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他1988年10月首次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踏进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努力学习着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然而，人民公社制度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集体化已经成为村落生活的一段往事，一段回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的互助合作运动可以看作公社制度的滥觞，至1988年，时间已经流逝了30余年。30余年不断以运动方式出现的政治改造、经济建设和社会动荡，导致了村落中一连串大大小小的事件，其间的纷纭复杂，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根据口述资料已经无法获得这30多年村落历史发展的完整图景，人类学的观察和体验遇到剧烈变化的时间因素的干扰，研究者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

幸运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村落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竟然找到了公社时代遗留的大量文字记录。按照作者的分类，这批文献资料可以分为二大类。一类是有关农村基本情况和经济情况的资料，其中包括解放初期农民家庭拥有土地情况的资料、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分配土地及浮财的原始记录、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粮食和经济分配表、人民公社时期各农户历年的粮食和经济分配情况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经济情况资料、农村乡村企业发展情况资料、几个农户家庭收支记录等。另一类是涉及农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量文书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大队主要负责干部1954-1982年的70余本工作笔记。作者称这套工作笔记"是迄今为止可能发现的、或许是绝无仅有的有关集体化时期一个农村基层单位的最详尽的记录，它对于我们理解那个业已逝去的时代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字记录，作者显然是激动极了。他说："不仅因为这些资料本身就是最准确、最完整、最全面、最权威的农村发展的'信史'，更重要的是，对于我这样一位曾经在这个村里生活过20多年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每一个数字、每一行文字都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第15-16页）作者后来所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在与其他研究方法的比较中，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所在。以经济人类学方法著名的《江村经济》，是1930年代费孝通先生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一份人类学调查。这份调查凝聚了作者对农民生活及乡村经济的关注，开创了人类学家对于文明社区的研究范式。此正如作者多次表达过的，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躺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为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寻找出路，是作者问题意识的出发点和归宿。除此之外，对于费孝通来说，选择开弦弓村作为研究基地，起初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在他进入这个村庄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乡村生活按照既定的轨迹，缓慢地变化着。因此，作者没有去深究村落的历史，也不期望通过村落的历史来找到解决农村现实问题的秘方。张乐天的著作却不相同，他需要寻找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人民公社何以产生？对于村落生活的过去和现在，人民公社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可以看出，同样是有关江南村落的研究，费孝通的研究方法、关注焦点与张乐天有着明显的不同。

1998年，我曾随中国社会史年会的代表参观江苏省吴江县的开弦弓村。半天时间，走马观花，来去匆匆。村舍、农田、小河、湖荡、圯废的庙宇构成我对这个村庄的全部印象。当时我们没有时间探讨这个著名村落的历史，或许，村落文献已不复存在，或许，村落中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文字的记录。于是，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深入的村落。与此不同的是，2001年夏天我参加香港华南研究会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组织的田野工作坊，与一群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在广东梅州、潮州和汕头地区跑了几十个村庄，虽然同样是来去匆匆的走马观花，但那随处可见的族谱和碑刻--从明代至民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华南地方社会的历史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碑刻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研究而得以复原。当地的区域社会研究者每见到一块新发现的碑刻，总会不由自主发出惊喜的感叹。对于外来人的我，却激不起同样程度的兴奋。这是因为，对于这块土地，这个社会，我真的是太陌生了一点。

回到本文论述的主题上来。当本书作者在他生活过20年的村庄上发现一大批可资利用的文字记录以后，他的心情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其一，他庆幸已经逝去的历史在这些记录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历史的真实得以再现。其二，口述历史在这些记录中找到依托。没有这些文字的记载，研究者怎么可以认为村民的回忆是真实的？其三，当研究者缺乏对于村庄历史的基本把握时，他对村民的访谈该从何处开始？因为时间是这样漫长，情况又是如此复杂。其四，文字的记录激活作者本人对于过去生活的回忆。要知道，和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是，本书作者不是外来人，他是联民村的一员，是他们的儿子和女婿。有了这些资料，作者的研究就可以在这样一种结构中展开：历史资料与口述资料互证，观察、体验与文献分析并存。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论文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人民公社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xy=u=.8X5~?\^*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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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历史和小历史

在一般情况下，历史学的叙述是按照时间序列排列的，本书的结构也是如此。四篇的先后顺序是：《公社制度的导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和《人民公社的终结》。然而，本书又不是一部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大量的资料并不来自文献的记载，甚至也不来自村庄文书的记载，而是来自村民的口述，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村落生活的体验。这样，和一般的历史学著作或人类学著作不同的是，如果我们将国家的历史称作"大历史"，将村庄的历史称作"小历史"的话，前者是国家制度，后者是农民生活。本书中的两种历史水乳交融，历史文献与各种村庄文书互为印证，作者的观察、经验和体验贯穿始终。试举两例说明如下。

第一例：事件史：挖边的故事（第86-92页）

在经历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修改了自己的农村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政策，标志着人民公社从高度公有化的"大公社"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小公社"收缩。大公社解体之后，农民家庭自留地重新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为农民家庭可使用的自留地划出一条数量界限。在一般情况下，自留地可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10%，最多不能超过15%。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