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图像学在中国

韩非子有言：“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1）

所谓“音乐图像学”，(Music　Iconography)，正是“案其图以想其生也”之音乐历史学的分支。

这个“案篇图以想其生也”的特点，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阐释学”的性质，也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图像”与音响艺术之“乐象”的先天差距。

但是,由干音乐史原本并无贯穿始终的“乐声”资料，以贯穿始终为其特点的“乐像”资料便相对地显示出其无可比拟的乐史价值（2-5）。音乐图像学在本世纪初的勃兴(6-9)，并非毫无根据。

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本世纪初诞生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与乐器史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对音乐图像学有着最为浓厚兴趣的，往往是乐器史家，此外便是音乐史家和音乐社会学家。l903年，德国音乐家E·布赫勒在莱比锡发表的论文《在中世纪早期古画中的乐嚣》，正是因乐器史研究的需要，而运用了“图像学”(Iconography)的方法（10）。时至今曰，音乐图像学虽己发展到了以“图像”(icon)为主来展现全部乐史的地步（11—16），但仍然以与乐器有关的图像及其解说为主。

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虽说是本世纪之初在德国诞生，其名目且迟于近几年才传人中国。但音乐图像学之“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方法，却早已被中国音乐史家、特别是乐器史家所谙熟。

远的不说，单就当代而言，早在1926年俞宗杰先生便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旧戏之图画的鉴赏》，1935年6月北平国剧协会出版之齐如山的《故都市乐考》也涉及到有关的图像资料，1936年，李家瑞先生则在上海《天地人》第5期上发表了《打花鼓的图画》一文，李家瑞先生还曾在昆明《云南大学学报》第1类第1号上发表过《苏汉臣五花爨弄图说》一文（年代待考），1937年第三回之《历史与考古》还曾发表孙次舟的《论南阳汉画中的乐舞》的专论，1937年第40期上海《美术生活》中，又见有佚名的《中国古乐图考》的专论，杨荫藰先生也曾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指出：“专门作古书研究的人，从古文字,从古器、从古画，将得到无限的宝贵的音乐材料”（17）。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乐像资资料的丰富宝藏，由于考古学的发现层出不穷，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蔚为大观。

1950年,冯汉骥先生之《相如琴台及王建永陵》（18）是这方面的第1篇力作；而阴法鲁先生之《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舞蹈》（19），则以更宏观的眼界，言及整个唐代的音乐文明。

自兹以后，音乐图像学便与文献学、考古学一道，成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

“文革”之前的成果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

启功《谈韩熙载夜宴图》，载1954年第5期北京《新建设》；

尚仪《朝元仙仗图卷介绍》，载1955年第12期北京《美术》；

杨有润《王建墓石刻》，1956年第3期北京《文物参考资料》；

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历代乐器说明》（附图片），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版；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载1957第1期成都《四川大学学报》；

傅熹年《永乐宫壁画》，1957年第3期北京《文物参考资料》；

谢稚柳《赵佶〈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载l957年第3期北京《文物参考资料》；

光贵《汉代画像石百戏考》，载1957年12月2日北京《光明日报》；

王静《永乐宫的壁画》，载1958年第1期北京《美术研究》；

靳三林《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伎乐浮雕初步调查研究》，载1958年第5期北京《音乐研究》；

梁济海《韩熙载夜宴图的现实意义》，载1958年第6期《文物参考资料》；

陆鸿年《永乐宫壁画艺术》，载1959年第3期北京《美术研究》；

刘凌沦《中国画里的〈胡笳十八拍图〉》,载I959年第5期北京《文物》；

[朝鲜]金畴农《关于朝鲜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载1959年第3、4期北京《音乐研究》；

熊培庚《唐苏思勖墓壁画乐舞图》，载l960年第8、9期北京《文物》；

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载196l年第I0期北京《文物》；

梓溪《战国刻绘燕乐画像铜器残片》，载1962年第2期北京《文物》；

俞伟超《“大武　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载1963年第3期北京《考古》；

马承源《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载l963年第l0期北京《考古》；

俞伟超《“大武”舞戚续记》，戴l964年第1期北京《考古》；

马承源《再论“大武舞戚”的图像》，载L965年第8期北京《考古》；

(专论说唱、戏曲、舞蹈的研究成果从略)@r\8.Y-If| =jq/3l/(?'cmG#J?cJtkT$法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