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

反动派和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武力颠覆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种大气氛下开展的。进入六十年代，这一部分前剥削阶级本身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被大大削弱；然而，毛泽东发现他们竟然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也就是党内那些热衷于引进资本主义、时刻准备和前剥削阶级携手合作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它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异化因素，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文革前的一系列先行运动中如“四清”社教等，运动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斗争的矛头也渐渐地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新生的剥削阶级，即党内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假如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中，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急进乐观的，那么，在反修斗争中对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的预期则充满了凶险的挑战和不确定感。毛泽东在他亲自执笔的中国共产党第九评中，在批判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假共产主义许诺后，写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的困难些。”（《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教训》）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理论准备(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