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民主化”改革剖析

编者按：2000年5月，《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很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该书的主题。本刊摘发该书关于“民主化”的一章，供读者参阅。

我们知道，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不久，公开性政策就开始出台。此后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声势浩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最后，作为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开始启动。尽管在1987年之初，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强调民主化，但是，直到1988年中，对苏联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举措才开始实施，实质性的变化到1989年才开始出现。毫无疑问，苏联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议事日程中最具风险的部分。如果领导者能牢牢把握政治权力，言论自由往往是可以受到限制或者甚至是可以取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转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却可能大大削弱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会使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手中转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手中。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采取这样一种冒险的做法呢？显然，领导层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的缺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通过自治的扩大，才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中取得成功。

其次，1988年领导层推进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因为部分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民主化是消除这种阻力、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将会使每一个苏联公民受益，他们是克服这场改革的阻力的生力军。民主化会使劳动群众行动起来，清除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民主化也是使目前的改革不至于半途而废的最根本的保证。”

第三，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层似乎已经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他们似乎注意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民主是同等重要的一个目标。戈尔巴乔夫写道：“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好的社会应该既是有社会主义又有民主。他们很快就面临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因为民主化开辟了一条通向亲资本主义联盟和为权力而斗争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在自己的讲话和施政纲领中谈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在他之前的苏联领导人也经常讲类似的话，但是，由于集权形式的政治制度，这些讲话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接下来，在1987年1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苏联社会的“高度的民主”，并把这一目标当作是党的“最紧迫的任务”。

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如何使苏联体制民主化问题上，大家进行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议题上：第一个议题是讨论对选举政治团体成员的办法加以改革的必要性。领导层提议让共产党和政府官员进行竞选，改变过去那种由上面直接任命和只有一个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做法。第二个议题是主要权力机构角色的变换，政府部门特别是苏维埃政府在行使权力方面要更加积极和独立，而共产党则要从日常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和一种“监督和平衡的制度”。

为了贯彻落实这些新颖的民主化理念，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一种新奇的策略。他提议共产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就苏联政府机构的民主化问题做出计划。在1988年6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联走上了形势严峻的民主化道路。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化

民主化的程序包括共产党本身的民主化问题。1987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工厂、乡镇、城市的党组织领导要经过选举产生。而且享有很大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要由同级的党委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

由戈尔巴乔夫提议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呼吁党内的民主化。党的领导除了要通过竞选外，任期也规定为不得超过两任，任期五年，其中包括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的连任不是由上级领导决定，而是由下面的选民决定。因此，权力来自下面，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来自上面。当然，这种试图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民主化机构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有效地付诸实施。

这种在党内的民主和开放只是一种例外。只有极少数的党委书记是通过无记名方式竞选产生的。在1987年1月为了呼吁党内民主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后两年多，　也就是在1989年7月，苏联《真理报》承认，省一级的党委书记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不到1％。在共产党内权力还是来自上级的任命。

或许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层认为，党外的民主化即政府机关的民主化更适宜于优先进行。他们甚至担心，按照许多党员、党的中层和低层领导的传统观点，真正的党内民主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自己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随着苏联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加，随着1989年和1990年苏联共产党所面临的反对派增多，如果在党内真正实行民主化，那些主张改革的领导者很可能会落选。事实上，还存在一个组织管理严密的机构，使得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能够阻止那些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下层党的领导起来推翻他的统治，剥夺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试图利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推动全国范围的民主化进程，而不是对共产党进行改革，虽然苏联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领导在党内不容置疑的权力，是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有利条件，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可以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的民主化计划，接下来，他也可以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赞同。惟一的障碍在于，如果这一计划获得成功，那么，民主化了的政府和仍然没有改革的共产党相互争夺社会领导权的紧张局势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家的民主化y-ul8y~XZNvt?0$Ea$Q? 7|C,VE:经济管理毕业论文VN,4O!BalQ#d[ABW+t_~X!]pEK_

1987年1月中央委员会发动了苏联政府机构民主化的运动。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呼吁在苏联进行选举方式的改革。在实践中，苏联公民都可以不受限制地竞选公职，选民都可以在“赞成”或“反对”之间做出抉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代表会议上由多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的新体制。几个月以后，颁布了一条在一些地方进行竞选试点的法令。1987年6月，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在一些地方代表大会的竞选中，在200多万候选人中选出了　94　184名代表，占总数的4％。一些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当选了，而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反而落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受到侮辱的痛苦。论文前苏联的“民主化”改革剖析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不断增长的民主化的热情甚至感染了冷静沉着而且以前很是温驯听话的最高苏维埃。以前，不管党的领导颁布什么样的法令．苏联的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总是很快就通过。但是，在1987年夏天，最高立法机关的代表却对一项法令提出了批评和修改，这在最近的苏联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管怎样，传统的最高苏维埃已经到了梦醒时分。1988年夏天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同意深化对苏联政府的改革，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案和新的选举法。最高苏维埃被议会制代替。人们选出了一个拥有2　250人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选举最高苏维埃，这是一个由大约500人至550人组成的立法机构。新人民代表大会中的750人是从“社会团体”包括共产党所列出的名单中选举出来的，而其他的1500人是由公众从潜在的竞选者中选举出来。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一名最高苏维埃主席作为国家的领袖。

1989年3月，89.8%的苏联选民到投票站参加投票。在3/4的竞选中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争夺一个名额。

由于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所以这种选举和西方的选举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尽管　80％的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是，许多席位竞争非常激烈。鲍里斯·叶利钦在1987年的角逐中，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在莫斯科地区获得89％的选票当选。在一场本来只是象征性的竞选中，叶利钦虽然遭到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打败了由共产党确定的候选人——一位生产苏联高级领导人所喜爱的豪华轿车的工厂厂长。其他许多拥护快速和激进改革的人也在竞选中击败了共产党所确立的候选人而获胜。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那些非官方民族运动所支持的候选人都在竞选中获胜而进人人民代表大会。

在选举过程中，对民主还有许多的制约因素，这包括在击败共产党所确立的候选人之后当选人的任命程序。但是，人们对民主的热情至少在苏联几个欧洲加盟共和国中迫使地方官员不得不同意任命他们所不喜欢的候选人。与一般的民主最大的不同是，苏联的人民代表大会为社会团体保留了750个席位，保留的这些席位被视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但是，即使这一做法也在公众的压力下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科学院的领导宣布社会团体的候选人是一些早已确定的人时，在科学家中立即引起骚动。领导层不得不修改候选人名单，最后，科学院的一些拥护激进改革的人也被选进人民代表大会，这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作家协会也选了几个自由派的代表进了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