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潮：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思维

近三十年来，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突破了长期支配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欧中心主义，也突破了五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在中国，柯恩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颇受注意(Paul　A.Cohen：DiscoveringHistory　in　China，New　York，1984)，但他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只有比较两者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要做好比较研究，需要对西方的(至少是西欧的)和中国的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柢，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美国加州大学(Irvine)历史系王国斌教授就是从这两方面来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

他的新著《探索中国特色：中国与西欧经济、政治、社会变迁的历史比较》是从经济变迁、国家组成、社会冲突三个方面来做中国和西欧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并希望从比较所得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轨迹中，来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全书广征博引，纵横论述，有如行云流水，目不暇接。这里，我只就若干历史观点和方法论等作些讨论。

多元论是比较史学的出发点。多元论并非新论，尤其在人类学和文化史方面。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度在中国颇受青睐，也许是有某些偏见。但中国文明决非源于《出埃及记》，则是无可置疑的。汤因比曾说，“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语”。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王国斌教授所着重讨论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个近代化的标志，它们是多元的吗？作者在《导论》中的回答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先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这是很有见地的。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它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回应”西方这样一种单元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与原来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作者显然不同意五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作者在本书上篇(即“经济变迁”篇)中批判了当代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变成了主题狭隘、远离尘世的数学讲演。而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之引入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从历史学开始的，并从历史学上开始证实和证伪的辩论。在历史学上，这种方法也常使主题狭隘，就事论事，“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并且，常常会导致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观和预言式的结论。关于这种历史观以及历史不是预言，作者已在书中反复申论，我不再置言。我只想说，就比较史学而言，不需要一位就事论事的裁判官。

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行为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动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我想，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在我看来，当以该书中篇(即“国家形成”篇)中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例如，改变中世纪支离破碎局面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是欧洲的特有语汇，而中国早已是、并且一直是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统一国家了，因而，本书作者把国家组成追溯到秦汉和罗马帝国，并英明地把考察走向“近代”的起点定在公元一一○○年，进行“跨越长时段”的分析。这才能看清国家组成的道路，在基本不同的道路上也有诸如贵族独立和社会精英干政等相同或近似的问题，和不时会出现的两条道路的接触点。

作者主要是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功能、行为规范及其效果，便是评价的标准。应当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多半处于优势。到十八世纪，欧洲已进入近代国家，这时中国情况如何呢？如何评价帝国晚期即清代中国，是近年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本书作者早就参与了这项研究，并曾经以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专著而闻名。在本书中，他结合历史传统，对帝国晚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分析、并给予我以为是适当的评价。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等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和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种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在该书下篇(即“社会冲突”篇)中，运用得也很成熟。这篇着重讨论的，如粮食骚乱、抗税活动等，都是较小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就这些事件本身的发动、经过以至结局而论，在中国和在欧洲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王国斌的研究，是把它们放在政治、社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中西之间的差异性就明白显现出来了。据作者的考察，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已大力推行全国性的以至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制度，食物骚乱常是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作为地方力量维护旧体制的斗争而出现的，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基本上停止了。在中国，除了商人贩运粮食外，十八世纪卓有成效的国家调剂粮食的漕运和仓储制度于十九世纪遭到破坏，食物骚乱更多是由于供给方面的不稳定或不充足而来，到二十世纪愈演愈烈。十八世纪欧洲的抗税行动，主要是由于增设新税尤其是城市工商税引起的，当新兴的民族国家完成财政制度的改革后，集体抗税在二十世纪逐渐消失。中国的抗税行动则始终与田赋和农民以至士绅攸关。十九世纪以来，中央政权虚弱，以及地方团练、秘密会社分子参与抗税活动；到二十世纪，抗税活动具有了“向前看”或说革命斗争的性质，这又是和西方迥异的。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大规模的起义和革命问题。在这里，作者基本上不采取经典诠释学专力于动机、意图的研究方法，但在用物质利益或理性抉择解释群众运动时，他十分重视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大规模的起义和革命，都包含着物质变化和新世界观的建立。”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作者似乎常持二元的或调和的观点，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他把本章命题为“起义、革命与比较史学”，而在结论中指出：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该书十分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上篇(即“经济变化”篇)中，作者实际是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比较研究的标准的。他认为：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即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而后者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乃是经济发展之源。在这种“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下，欧洲和中国的农业经济，包括农村手工业，其发展道路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农村手工业被城市的机械化工厂工业所代替，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分道扬镳。十九世纪西方的侵入，扩展了中国的贸易和市场，而其结果主要是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并未根本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直到二十世纪前叶还是这样。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也许与斯密型动力并不是那样截然不同。用新古典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农业，例如T.W.舒尔茨的《转变传统农业》(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1964.)，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制度、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本书作者始终重视这些方面，以及国家的作用，这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给出一个人口与资源的悲观结构，成为史学家议论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对中国和欧洲的人口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精湛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直到十九世纪，尽管家庭和生产组织迥异，中国的人口危机并不比欧洲更大。作者认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也有较详的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

也许作者并不承认，有所谓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meta－history)。的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对历史的怀疑和忧虑在六七十年代消失后，在西方已没有人再谈论这种“超历史的”或“智慧的”思维方式了。据称历史学已变为科学。不过，本书中，至少在“经济变化”一篇中，作者似乎是承认有普遍发展规律的。这里，我想以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来结束这篇文字。傅衣凌教授在晚年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