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

最近发表的荆门郭店楚简中有儒家著作《五行》经文，可与长沙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相对勘。帛书《五行》有经有传（或称说），其体例和现存于《礼记》中的《大学》非常近似。《大学》文字中有错简、脱简，注家特别是宋人曾加整理研究，指出其经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从传文明记曾子，又不是引文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与《大学》对比，《五行》的传记有世子之名，世子即世硕，系孔门七十子弟子，所以《五行》传文是世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至于《五行》经文应当更早，参考《荀子·非十二子》，当即子思作品。

《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①，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这批简有许多重要内涵，其中有《五行》的经文部分，可与二十余年前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对照。在很短的期间，两次发现这一佚书，不仅是考古学史上的美谈，也说明《五行》在当时的流行。深入研究《五行》及其他有关材料，在学术史领域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第三次写小文讨论《五行》。１９８６年，我作有《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一文②，动机系由于帛书《五行》整理问世，学者多以为思孟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和传统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无关。我觉得子思倡言的“五行”，如章太炎指出的，实与金、木等“五行”相联系，而其“圣”之一行，尤为远本《洪范》的确证。１９９５年初，又应友人之约，写了《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论及帛书的缀合与其成篇时期等问题，惜因出版较缓，尚未能同读者相见。这次出竹简的楚墓———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从考古学看是清楚的，即属于战国中期后段。我曾推测其具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３００年，也就是说是公元前４世纪末的墓葬，而墓中竹简的书写时间，应当更早一些①。这使我们了解到《五行》不可能是战国晚期以后，像有人所说是汉初的作品。①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②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学术月刊》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后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１９９４年。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文中，我曾说到《五行》篇中有经、说区别的理解。编著《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的各位先生已指出，《五行》分经和说，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说。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日本学者池田知久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便以经、说对照译注。小文据此云：“按先秦古书多有经、说，如《墨子》有《经上》、《经下》与《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经言》各篇与《解》各篇相对应。称经者，自然早于说、解。说、解的撰作，是传经者对经的解释阐发。”现在仔细考虑，我以《墨子》、《管子》等书来对比《五行》，虽能说明当时有经与说、解的存在，尚有未达一间之处。因为《墨子》等书的经和说、解，各各分立，自成起讫，而帛书《五行》则经、说前后联贯，体裁有所不同。如果要找与《五行》体例更为近似的，其实近在眼前，就是小戴《礼记》中宋元以来几乎家诵户习的《大学》。案《大学》一篇，原本犹存于《礼记正义》，细心绎读，确实有颠倒错乱以及脱漏的痕迹。例如文中前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后面又说：“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两个地方“此谓知本”重出，前者论以修身为本，讲“知本”是对的，后者论讼，说“知本”便不妥当了。但前者在“此谓知本”之下，紧接着又说“此谓知之至也”，文气全然不通，其有错倒脱失，是很显然的。汉末郑玄作注，仅依错脱之本为说，实不足据。宋儒重视《大学》，对篇文做了很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尽管他们在《礼记》传本以外没有什么依据，却能正确地看出文字间的种种问题，并进行复原的尝试。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是朱子在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１１８９年）序成的《大学章句》。此后学者见仁见智，对《大学》文本还有不少看法，但朱子的意见流传最广，被多数人尊为“定本”。朱子《章句》的一项功绩，是在《大学》篇文内部区分开经和传。他认为经仅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共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章句》复原的《大学》，不一定是理想的，特别是补“格物致知”传一章，只好说是朱子本人思想的结晶，不过经过朱子的梳理，《大学》篇文的体例已经清楚，即篇首有经，随后有传。传对经的解说，大体说来是逐段，甚至是逐句的。同时，在传文之内，又有不少引申发挥。　①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８日。　例如《大学》经文首句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传文首章就说：《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５４２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这是以《书》三篇引文为例解说“明德”，又用“皆自明”来扣紧“明明德”。又如经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