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提纲与提要】

第一节为统一新罗的建国进程，以新罗为中心（强调新罗为半岛本土民族统一半岛本身），改变以唐朝建立“体制”为中心的传统看法（唐朝对半岛并无领土野心）；

第二节以新罗号称“君子国”为中心写其紧紧依靠唐朝，进行以文化为特点的国家和平建设，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和提高，实现战略制衡（短暂冲突，渤海建国后制衡），发展成为东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节以崔致远上表为例讲多元平衡的国际关系（事大斥邪）：①罗、渤关系并不等同，②唐罗友好为主流（白头偕老）——与其同渤、日关系相比，③“小中华”观念（耽罗、渤海、契丹）正在发展——与大中华关系密切，与渤、日敌对强烈（对新罗在东亚发展——与唐朝关系有制衡作用），也发展与契丹等族的关系④近年有人研究《日本书纪》所及“礼仪之争”，进而提出所谓日本的“小中华”问题，即使实有其事，据研究也是日本人聊以自慰的一种做法，根本不能与同中国的关系相比；另一方面表明新罗很可能是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甚至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

结论：关系和平友好、文化发展、地位提高——制衡

唐朝（618-907AD）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则是韩半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因此，唐、罗关系是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精采的时期之一。同时，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东亚地区展开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朝鲜尤其是唐、罗连兵相继攻灭百济和朝鲜，对半岛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668-935AD）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罗关系是最重要的轴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罗关系也就是探索当时东亚地区关系的一条主线。本文拟择其大端就此略加阐述，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

实际上，唐初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朝鲜“倔强边徼”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贞观十六年（642），朝鲜发生泉盖苏文之乱，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击杀荣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亳州刺史请因之讨伐朝鲜，太宗答以“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2]虽然泉盖苏文桀骜不驯，唐太宗还是觉得“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不如“稍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3]。明年六月，太常丞邓素从朝鲜出使回来，请增怀远镇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4]仍遣使册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显然，唐太宗决非草率从事、穷兵黩武之人。

然而正在这时候，新罗遣使者上书，告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朝鲜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5]但盖苏文已攻取新罗城池，并不听从唐朝命令。尽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犹豫，恐怕师出无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书李　主张讨伐。[6]由于“新罗数请援”[7]，唐太宗才决定亲征朝鲜。战争开始后，又“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8]直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还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9]。房玄龄临死前对唐太宗说的话更是唐朝统治阶级中官僚士大夫集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10]

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朝鲜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　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1]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朝鲜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事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性。如果说朝鲜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的战斗。我做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朝鲜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从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朝鲜连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见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不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朝鲜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朝鲜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论文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八—九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xPR{,i==K+U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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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朝鲜，新罗不但自己不与朝鲜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　兵侵其（指新罗。——引者）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朝鲜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后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唐高宗曾就这种情况敕留镇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新罗王。——引者）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23]可见，刘仁愿、轨等率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又在白江口[24]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归覆灭。[25]

百济灭亡后，消灭朝鲜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济，欲灭朝鲜，请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朝鲜。”[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汉城州，教诸总管往会（唐朝）大军。文颖等遇朝鲜兵虵川之原，对战，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围平壤。朝鲜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朝鲜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朝鲜，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28]

新罗在受到朝鲜、百济乃至日本夹击的不利条件下，紧紧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利用唐与朝鲜的紧张关系，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