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的话》有关资料：作者评介

   早在50年代，当宗璞的第一篇小说《红豆》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就以她独有的知识女性的才情和儒雅的气质而赢得人们的倾心。后来，她的创作与她长期居住的古老京城西郊文化区，与那里具有高层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不离不弃的几十年，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以她的丰富学识，以她与知识者甘苦命运的相知，以她诚与雅的艺术追求，使她成为一位出色的知识型作家，尤其是一位文人型的女性作家。
   “一个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而又曾为中国文化所‘化’过的人更是有福的。”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过。宗璞自己就是这样有福之人。命运对她优厚有加，可以说，她一生都浸润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渊源之中。
   宗璞原名冯钟璞，出生于1928年，祖籍河南南阳。父亲冯友兰是当今一代哲学宗师。宗璞说她父亲“文学也有天赋，能写旧诗”。她的文学启蒙得自父亲。南阳冯氏，世代书香。据冯友兰先生说，他的姑姑就是一位女诗人，写有《梅花窗诗稿》。宗璞的姑姑冯沅君，五四时期与谢冰心、黄庐隐、凌叔华等齐名，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的先驱，后来成为古典文学专家。可以说，冯家是一脉文心世代绵传。宗璞自小在母亲的督促下，背了不少唐诗。抗战期间在昆明，住处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很近，在那里浏览了很多书籍。她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然后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离开编辑部后，从事英国文学的专门研究。
   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一方面是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二者集于一身。这就是宗璞有别于人的极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我们几乎随处可见这种背景给她文学创作带来的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她作品中那种东方传统哲学文化与西方人文精神汇合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以及作品人物所具有的高雅格调、深厚修养和美好人性的追求，都是这种文化积蕴造出的结果。另外，在艺术表现方面，在传统美学基础上对西方艺术多方吸取而形成她所独有气氛、意趣和韵味，也是难以比拟的。
                 (摘自陈素琰《宗璞散文选·序言》)

   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一次与宗璞谈话，我对她谈了文学语言的旁敲侧击和弦外之音的问题。
   这和她的文学修养有关。宗璞从事外语工作多年，阅读外国作品很多，家学又有渊源，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好。五四以来，外国文学语言，一直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文学的外来影响，究竟不同衣食用品，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生活内容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昆虫如此，蝉鸣于夏树，吸风饮露，其声无比清越，是经过几次蜕变的。这种蜕变，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它蜕下的皮，而是它内在的生命。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生活的内容，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做法，不会成功的。
   宗璞的语言，出自作品的内容，出自生活。她吸取了外国语言一些长处，绝不显得生硬，而且很自然。她的语言，也不是标新立异，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创造，有所进展。我们不妨把五四时代女作家的作品，逐篇阅读，我们会发现，宗璞的语言，较之黄(黄庐隐)、凌(凌叔华)，冯(冯沅君，即宗璞之姑母)、谢(谢冰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她的语言，虽是新颖的，并不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使人不习惯，不能接受。和那些生搬硬套外来语言、形式，或剪取他人的花衣，缝补成自己的装束，自鸣得意，虚张声势，以为就是创作的人，大不相同。
                                (摘自孙犁《宗璞散文选·肺腑中来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