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

宪等，这当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又一巨波。但不幸的是其时政府已非昔比，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史学者研究发现，尽管在1887-1914年期间，近代中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扭转了前一阶段的负增长，但是无论国民收入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都十分有限。前者的年增长率为1.0%，而后者仅是0　.3%。[18]根据宣统二年（1910年）编制的预算统计，189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即为1，300余万两白银，而到1910年已猛增到约8，000万两。"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19]不少善政、善法因此而走样变形，如兴办学堂在地方成为敲取豪夺的借口，以至于在江西和浙江都发生过乡民捣毁学校的事件。在紧迫的经济压力之下，清政府终于拉下了以前惯习的道德说教的面孔：禁赌的法律被悄然突破，具有赌博性质的彩票以救灾的名义已于1898年首先在上海发行，随即被各地纷纷仿效，从而导致清末彩票的泛滥成灾。[20]开始向娼妓征税也就在此氛围中顺理成章了，正所谓"业之至秽至贱者有捐"也。《中国娼妓史》由是记："自清光绪31年（1905年-笔者注）设巡警部后，复设内外城巡警厅，抽收妓捐，月缴妓捐为官妓，反是者则为私妓。京师官妓，已为法律所默许。康熙嘉庆间处置开设娼寮及冶游娼寮重典，已不适用了。"[21]此处所谓"官妓"其实应为"公妓"，即可以公开营业的妓女。

三、政府对色情业的管理

对娼妓征税即表明清政府在法律上许可了娼妓的合法地位，但对色情业的放松控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色情业完全听之任之，在清末仍对其进行了种种的限制。 《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