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国外，国内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关心您的行踪和学术走向。

李：真的吗?我都怀疑你们这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坦白的说，我是1992年1月份离开的，到今年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在外面主要是教书。在维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去年是在苏瓦斯莫学院，最多的是在卡罗纳多学院，算他们的正式教员，开课，名义上是客席讲座教授。主要开中国思想史、美学，还开过《论语》。

问：在国外开这些课反响怎样?

李：我的课还比较受欢迎。他们学校都有学生给老师打分，要评定的，但是结果不会给老师看。在卡尔纳多学院，一个班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五个人，但是我好几次都有二十七、八个人，大概也因为我在那儿服务得好。

问：您在八十年代很活跃，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您的著作就很少看到，相比于八十年代，不知道这几年您的思想有什么新进展?李：大概今年之内，国内也许能出两本书。一本书汇集了我这几年的一些论文，还有一些对谈记录，叫作《世纪新梦》；另一本是《论语今读》，把《论语》又翻译了一遍，做了些评论。八十年代的一些看法，我基本上没有变。美学上、哲学上、中国思想史上都如此。我讲，我的一个特点是比较顽固。不管人家批判我也好，左的批判、右的批判，只要我认为没什么要修改的就不修改。

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性

问：我读您的相关作品，注意到您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强调偶然性、命运这些概念，您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您也说过它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强调跟命运相背的一些东西，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一点?李：其实我发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在“文革”，我在第一本《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但我已经含蓄地讲到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不恰当的了解和强调，强调必然性和理性太多，其中已经提出，除了人类主体性以外，还有个体主体性，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后来刘再复引用了我的观点，在文学领域讨论个体主体性。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讲个体性的学派或学者，在于我认为个体性不是一下子就来的，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笼统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你不能说原始时代人生来是自由的，也不能说两千年前人生来是自由的，自由是经过一段历史发展才具有的，还是具有历史性的。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的。但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只强调必然性，这就不对了，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谬误。有个人写文章批评我，但他引了我一段话：“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不恰当的、近乎宿命论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自由选择，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我至今仍是这个看法。就历史必然性而言，我是反对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特别是斯大林及以后强调得很厉害，其实马克思主义应该避免这个东西。所以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是亚里斯多德主义，不同于柏拉图强调理念、共相，亚里斯多德主义强调个别。总之，个体的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或生来就有的，我很强调历史性，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有道理。

问：我不知道您对刘小枫的一些观点怎么看的，他在基督教神学背景下经常强调偶在个体的生存困境，您对这个怎么看??

李：我总是感觉，他，还有以前的刘晓波——当然刘晓波根本不能与刘小枫同日而语，他没什么理论，只是情绪性的——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性。我认为现在很多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都缺乏历史性，好像一些原则是先验的、生来就这样的。我跟他们的一个基本区别是：我认为一切都是历史产生出来的，历史不是哪个人的，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问：我觉得您说的这些正好说中了他们的要害，但是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李：当然，什么是历史，这是个大问题了。我的看法和他们很不同，我讲吃饭哲学，历史是什么，历史首先是些人和人的活动，对不对?人首先要活，简单地说，活首先就要吃饭。我在第一本书《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讲到，人是使用、制造工具来吃饭的，今天为止，什么都得靠工具，离开工具，人就没法活。今天各种电器，不都是工具吗?这个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人类生存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有人说白痴也会吃饭，那好，就叫白痴哲学吧。

问：我提一个小问题，您刚才说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但您原来又经常讲“主客体”，我觉得要回到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更重视经验的东西，而“主客体”

好像是古典哲学留下来的一个概念的尾巴，“主客体”这些概念天然地含有自己的一些意思，比如说主体就是操纵客体的、它是一个主人什么的。如果要重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是不是要抛弃这些思辩的概念?(我的意思不是说马克思他们不用这些概念，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的话语环境是这样的)

李：当年我提出主体性，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是要突出个人。不过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里也讲到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我所谓的主体，有时候有误会，不是西方的“SUBJECTIVITY”，那是主观的意思，我觉得应换个新词“SUBJECTENITY”——可是并没有这个词——意思是人作为一种实体活动的能力，它不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是指人作为一种物质的、生物的客观存在，他的活动能力、他与环境的关系。这个思想是想遵循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回到那个论纲。

问：就是说，您的重心是放在《费尔巴哈论纲》那里，而不是放在后期的《资本论》那里，是吧?%R_1*hNz1Q7qVc#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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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认为马克思主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说《资本论》里有毛病，这是我挨批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论》怎么会有错误?圣经怎么会有错误?

问：具体地说……

李：例如计划经济，在《资本论》“商品拜物教”一节里可以找到依据。还有科学技术，虽然讲到了，但注重不够，剩余价值应考虑科学技术因素，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力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基本上是哲学，主要是对历史的把握。

他讲了工具，但着重讲了生产力。“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活着要吃饭，只有劳动才有饭吃，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基本观点是很朴素很简单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伟大的真理就是简单的。一直有人给我戴高帽子，经济决定论啊，经济什么论啊，我说不管什么论没关系，我并没有说经济随时随地都起决定作用，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我同意恩格斯讲的，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支配的。必须承认这个必然，其他方面可以说通通是偶然的，政治制度啊、意识形态啊，它们并不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这里面错综复杂。有什么经济一定出现某种政治制度?那不一定。一个经济基础上可以有很多的政治制度、很多的意识形态。但人要吃饭、人要活着是基本事实，所以我的哲学前提是人活着。论文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问：李先生，假定我们达成了共识：吃饭是最根本的，然后您一直在说要研究命运、追问命运、思考偶然性……

李：而且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在现代社会，个人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能忽视任何个体。现在不是打仗，一打仗，要你牺牲你就得牺牲，要你拼你就得拼，哪有什么个体呀，我要自由啊，可能吗?那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可现在不是战争时期，不是革命时期，每个人存在的价值是不可重复的，每个人只能活一次，很简单嘛。

问：您在思考个体偶然性时，是怎么入手去考虑的?

李：一个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基础，我不想像刘小枫那样根本不谈，在这个基础上，把个人放入历史中；但不能鄙视个体，在这点上我注意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把这个问题突出得很厉害，探讨怎么样更好地去把握自己。命运，中国话叫“命”，命是什么东西呢?命是必然，宿命论。命是一种不可预测、自己难以控制的，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偶然，走出去被砖砸了，到街上被汽车撞了，这不能预见，没法预测，但这恰恰是偶然。因此怎么样对待偶然?怎么样掌握住偶然?这是我所关注的。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明明知道墙马上要倒了，就不要到那边去，偶然性是可以避免的。怎样对待偶然，在偶然性中把握、创造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知命。

问：我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的，对于我来说，我会产生乌托邦的愿望，希望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可以把这种偶然性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知您怎么看?

李：我想真的是个十分完美的社会，恐怕会很乏味的。一切都很好就无聊了。

要是没有冒险，人一辈子单调地就很快地过去了。

新儒学应另起炉灶

问：您好像现在一直在提新儒家，听说您在海外对港台的一些新儒家作过批评，听说您现在也代表某一种新儒家，不知道是不是？

李：我没有自称为新儒家，但是别人说我是新儒家，我也可以承认，但我要马上补充，我的新儒家不同于港台的新儒家。现在有人说我是马克思主义，我也可以承认，不过和好些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呼我为马则为马，呼我为牛则为牛，无所谓。最近我读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写了篇短文，里面我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