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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国外,国内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关心您的行踪和学术走向。

李:真的吗?我都怀疑你们这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坦白的说,我是1992年1月份离开的,到今年已经有六个年头了。在外面主要是教书。在维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去年是在苏瓦斯莫学院,最多的是在卡罗纳多学院,算他们的正式教员,开课,名义上是客席讲座教授。主要开中国思想史、美学,还开过《论语》。

问:在国外开这些课反响怎样?

李:我的课还比较受欢迎。他们学校都有学生给老师打分,要评定的,但是结果不会给老师看。在卡尔纳多学院,一个班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五个人,但是我好几次都有二十七、八个人,大概也因为我在那儿服务得好。

问:您在八十年代很活跃,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您的著作就很少看到,相比于八十年代,不知道这几年您的思想有什么新进展?李:大概今年之内,国内也许能出两本书。一本书汇集了我这几年的一些论文,还有一些对谈记录,叫作《世纪新梦》;另一本是《论语今读》,把《论语》又翻译了一遍,做了些评论。八十年代的一些看法,我基本上没有变。美学上、哲学上、中国思想史上都如此。我讲,我的一个特点是比较顽固。不管人家批判我也好,左的批判、右的批判,只要我认为没什么要修改的就不修改。

自由主义缺乏历史性

问:我读您的相关作品,注意到您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强调偶然性、命运这些概念,您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您也说过它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强调跟命运相背的一些东西,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一点?李:其实我发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在“文革”,我在第一本《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但我已经含蓄地讲到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不恰当的了解和强调,强调必然性和理性太多,其中已经提出,除了人类主体性以外,还有个体主体性,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后来刘再复引用了我的观点,在文学领域讨论个体主体性。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讲个体性的学派或学者,在于我认为个体性不是一下子就来的,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笼统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你不能说原始时代人生来是自由的,也不能说两千年前人生来是自由的,自由是经过一段历史发展才具有的,还是具有历史性的。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的。但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只强调必然性,这就不对了,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谬误。有个人写文章批评我,但他引了我一段话:“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不恰当的、近乎宿命论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自由选择,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我至今仍是这个看法。就历史必然性而言,我是反对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特别是斯大林及以后强调得很厉害,其实马克思主义应该避免这个东西。所以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本是亚里斯多德主义,不同于柏拉图强调理念、共相,亚里斯多德主义强调个别。总之,个体的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或生来就有的,我很强调历史性,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有道理。

问:我不知道您对刘小枫的一些观点怎么看的,他在基督教神学背景下经常强调偶在个体的生存困境,您对这个怎么看??

李:我总是感觉,他,还有以前的刘晓波——当然刘晓波根本不能与刘小枫同日而语,他没什么理论,只是情绪性的——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性。我认为现在很多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都缺乏历史性,好像一些原则是先验的、生来就这样的。我跟他们的一个基本区别是:我认为一切都是历史产生出来的,历史不是哪个人的,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问:我觉得您说的这些正好说中了他们的要害,但是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李:当然,什么是历史,这是个大问题了。我的看法和他们很不同,我讲吃饭哲学,历史是什么,历史首先是些人和人的活动,对不对?人首先要活,简单地说,活首先就要吃饭。我在第一本书《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讲到,人是使用、制造工具来吃饭的,今天为止,什么都得靠工具,离开工具,人就没法活。今天各种电器,不都是工具吗?这个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人类生存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有人说白痴也会吃饭,那好,就叫白痴哲学吧。

问:我提一个小问题,您刚才说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但您原来又经常讲“主客体”,我觉得要回到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更重视经验的东西,而“主客体”

好像是古典哲学留下来的一个概念的尾巴,“主客体”这些概念天然地含有自己的一些意思,比如说主体就是操纵客体的、它是一个主人什么的。如果要重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是不是要抛弃这些思辩的概念?(我的意思不是说马克思他们不用这些概念,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的话语环境是这样的)

李:当年我提出主体性,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是要突出个人。不过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里也讲到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我所谓的主体,有时候有误会,不是西方的“SUBJECTIVITY”,那是主观的意思,我觉得应换个新词“SUBJECTENITY”——可是并没有这个词——意思是人作为一种实体活动的能力,它不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是指人作为一种物质的、生物的客观存在,他的活动能力、他与环境的关系。这个思想是想遵循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回到那个论纲。

问:就是说,您的重心是放在《费尔巴哈论纲》那里,而不是放在后期的《资本论》那里,是吧?%R_1*hNz1Q7qVc#bf=+#|&{'*Ur`=G&5"H经 济 学论文d_v _|_hP91dV]H;LbX+

李:我认为马克思主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说《资本论》里有毛病,这是我挨批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论》怎么会有错误?圣经怎么会有错误?

问:具体地说……

李:例如计划经济,在《资本论》“商品拜物教”一节里可以找到依据。还有科学技术,虽然讲到了,但注重不够,剩余价值应考虑科学技术因素,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力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基本上是哲学,主要是对历史的把握。

他讲了工具,但着重讲了生产力。“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活着要吃饭,只有劳动才有饭吃,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基本观点是很朴素很简单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伟大的真理就是简单的。一直有人给我戴高帽子,经济决定论啊,经济什么论啊,我说不管什么论没关系,我并没有说经济随时随地都起决定作用,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我同意恩格斯讲的,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支配的。必须承认这个必然,其他方面可以说通通是偶然的,政治制度啊、意识形态啊,它们并不是由经济直接决定的,这里面错综复杂。有什么经济一定出现某种政治制度?那不一定。一个经济基础上可以有很多的政治制度、很多的意识形态。但人要吃饭、人要活着是基本事实,所以我的哲学前提是人活着。论文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问:李先生,假定我们达成了共识:吃饭是最根本的,然后您一直在说要研究命运、追问命运、思考偶然性……

李:而且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在现代社会,个人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能忽视任何个体。现在不是打仗,一打仗,要你牺牲你就得牺牲,要你拼你就得拼,哪有什么个体呀,我要自由啊,可能吗?那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可现在不是战争时期,不是革命时期,每个人存在的价值是不可重复的,每个人只能活一次,很简单嘛。

问:您在思考个体偶然性时,是怎么入手去考虑的?

李:一个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基础,我不想像刘小枫那样根本不谈,在这个基础上,把个人放入历史中;但不能鄙视个体,在这点上我注意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把这个问题突出得很厉害,探讨怎么样更好地去把握自己。命运,中国话叫“命”,命是什么东西呢?命是必然,宿命论。命是一种不可预测、自己难以控制的,而我认为这恰恰是偶然,走出去被砖砸了,到街上被汽车撞了,这不能预见,没法预测,但这恰恰是偶然。因此怎么样对待偶然?怎么样掌握住偶然?这是我所关注的。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危墙之下”,明明知道墙马上要倒了,就不要到那边去,偶然性是可以避免的。怎样对待偶然,在偶然性中把握、创造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知命。

问:我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的,对于我来说,我会产生乌托邦的愿望,希望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社会,可以把这种偶然性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知您怎么看?

李:我想真的是个十分完美的社会,恐怕会很乏味的。一切都很好就无聊了。

要是没有冒险,人一辈子单调地就很快地过去了。

新儒学应另起炉灶

问:您好像现在一直在提新儒家,听说您在海外对港台的一些新儒家作过批评,听说您现在也代表某一种新儒家,不知道是不是?

李:我没有自称为新儒家,但是别人说我是新儒家,我也可以承认,但我要马上补充,我的新儒家不同于港台的新儒家。现在有人说我是马克思主义,我也可以承认,不过和好些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呼我为马则为马,呼我为牛则为牛,无所谓。最近我读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写了篇短文,里面我正式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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