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

——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　一般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是一种资本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必须经过权威体系的认定，制度化后才成为文化资本。

在传统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特权等，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而获得的许多特权，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为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或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攫取，比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等等特权与收益，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也将会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但如果仅从文化资源的层面讲，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从17世纪初期西方耶酥会士来华传教开始，已经出现与传统文化资源相异己的新思想资源的暗流，这暗流主要体现在天文与舆地之学上，其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论著述及　[3]。然而，17世纪初期以后，西来思想资源的传入虽然明显出现了空白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中绝　[4]。同时，在中国内部，大约从16世纪初起，正统的意识形态内部也分化出了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到了明末清初，士大夫痛于国变与国难，大讲经世之学，尤其是顾黄王颜四大儒，“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　[5]励志经世　[6]，清初以后，文字狱繁密，形成章太炎所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局面　[7]，再加上一个长时段里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作用，这就有——对宋学的反动——所谓乾嘉汉学的兴盛　[8]，18世纪末期，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危机已经出现和加剧，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改弦易辙已经开始，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的分化和衰落——所谓“嘉道之际，朝政之纲纽渐衰，而海内之祸乱已起。有志之士，知考证不足以经世也，于是群起而抨议之”　[9]，今文经学异军渐起、汉宋调和说也应运而生，诸子学、佛学已经开始复兴，由传统天算之学导引而来的西学也正日益受帝国学人的青睐和推崇，而且中西交流的传统就是在清政府禁关时间也未曾中断，而其中汉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和宋学家、今文经学家对汉学的“兄弟阋墙”尤为剧烈，但这些变化更多应该受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支配而非外来的干涉和冲击　[10]，而且也“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思想世界，除了少数敏感的精英之外，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仿佛依然故我”、“中国思想世界还是处在自我完足的‘天下’中”　[11]。同样，这个现象的发生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可能一个人与其同代人在其有限的生命内都很难感觉到这种变化，在知识世界没有发生大变化之前，在没有足够多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先前已广被人们所接受的规范和解释并不会完全崩溃和失效，普遍的“不确定性”以及终极关怀的失落也不会立即出现。[12]所以，我们可以说，既有文化资源的合法性虽然遭到了持续有力的挑战，但传统的科举制度却依然顽固地规定着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文化资源范围，国家权威的不承认使得这种冲击只能局限于帝国学术界的小圈子，而未能染指文化资本领域。而且即便是对这种士人思想上的变动，也不能做过高估计，因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是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不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13]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威的认定下，在新文化资源（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西学）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想文化资本的转化，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降低时，这种“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传统文化资本才在实践层面真正走向衰落。而这种意义上的陨落须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算起。

一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可以说肇端于龚自珍1820年代所倡导的“自改革”和张穆、何秋涛、魏源的经世思想，这最初的实践是由陶澍、林则徐等人完成的，当然他们所主张的“自改革”无非是传统“通经致用”思想的反映和延续，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依然是传统的东西，其向往也往往是上古三代之治，但努力结果最后一样是无疾而终，诚如后来尚比较守旧的劳乃宣所说：“今日全球交通，西学东渐，笃守旧闻不足以应当世之务”　[14]，时代已经需要新思想资源的出现和应用。在这种没有足够多的新思想资源刺激的情况下，仅靠清帝国内部的“自改革”和“反求诸己”的举动，显然不足以“走出中世纪”，这就为直接在第一线参与对外交往的一些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提供了利用新思想资源的视野，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又使他们有可能把这种对新思想资源的认知应用于实践中，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人才吸纳与培养方面。

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里，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可以说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其最终目的是“制胜克敌”、“驾出西人之上”　[15]。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16]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7]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8]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论文那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4 4k-&bSK[;.{%UPf(Borc4p(U e) ６６wｅｎ．ｃｏｍE*,Id9]Cs2$tjRWHJ? lU\.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