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的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

通婚地域圈，又称通婚地域半径，是婚姻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通婚地域圈的大小，除了与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关以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社会环境，以及传统思想、生活习惯等有重要关系。以农耕为主的普通民众，只要没有灾荒和战乱等大的变故，或者因生活逼迫无法在本乡过活，大都耕于斯、食于斯，很少与外界接触，婚姻地域的选择也十分保守。如当时人所说“嫁娶不越境”；[1]“乡村相望，非姻娅即故旧”[2]即是。但值得重视是，清代人口的大量流动，却使人们原有的通婚地域圈的范围有了一定的突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大量的人口流动

清代人口流动的原因，除了战乱、灾荒之外，更主要、也是更经常的是，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因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镇、水陆交通沿线聚集，由人多地少的窄乡向人少地多的宽乡迁居。这种人口流动，不但时间上连绵相延，而且规模也在扩大。有的学者通过对南北49种家谱147941个男性成员的观察，发现离开原居地迁往外地的共有18696人，占总人数的12.64%。尽管这其中，某些家族无1人外迁，有的外迁者不多，但从总比例数看，外出谋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向。至于他们的迁徙范围，大致限于本州本县的有11765人，占迁徙总数的62.93%；省内流动的3429人，占18.34%；流向外省的2262人，占12.1%；远走国外的126人，占0.67%。另有外出去向不明者1114人，约占5.96%。[3]又据笔者查阅清代档案，在乾隆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的483对夫妻里，有50人户属于外地迁居户，占统计总数的10.4%。不过因统计没有包括单个外出者，所以实际比例可能还要高于前面的12.64%数。

这些迁居外地的人户，有相当部分是带着妻儿老小合家同行的，也有携带妻儿，同时留下若干人守护祖坟作根。四川绵阳张氏，原籍广东惠州府龙川县人，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入蜀，领头的是母亲巫氏，追随者有儿孙十余人。[4]世居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的黎玉昌，乾隆元年（公元1741年）进川，率全家同往，插业立籍。[5]差不多时候从嘉应州迁入四川的陇西李氏，本人外，也有妻儿兄嫂等13口。[6]清初随郑成功由广东迁往台湾今桃园大溪南兴庄的徐相简，当年43岁，生有3个儿子。他把长子徐根仁夫妻留在原籍看守家园，另带妻子并两个尚未成婚的儿子共4口，渡海创业。[7]还有乾隆年间从福建长乐迁台定居的何彦赐，也是携带妻子、儿子同往的。[8]

在众多的外迁者中，单个人外出闯荡世界的占有相当的比重，有的则与乡里亲友做伴，相邀外出。这些人，除商人和手工工匠外，多数是贫苦农民。乾隆安徽桐城《高氏宗谱》第12至14代，有21人先后迁往陕西，其中携带妻儿的5人，占统计数的23.8%；携子同往，把妻子、父母或若干子女留在家乡的3人，占14.2%；剩下单个外迁13人，占62%；只身外出的比例最大。湖南宁乡《资阳高阳三修族谱》记载往四川的12人，仅3家带有家眷，光棍汉占75%。至于在外迁浪潮中，山东人渡海闯关东（关外东北地区），直隶、山西人出长城走西口，因主体是贫苦大众，单独前往者更占有绝对多数。在此且以山东潍县陈姓为例，这个家族从12代起便不断有人外出往关东和口外等地谋生，内到口外的51人，明确记载在那里安家生子的13人，占25.49%；去关东的18人，安家生子者3人，占16.66%。[9]本来，安家生子不等于全是携带家口外出的，而未见记录者也可能会有少数漏载的，不过总体权衡，单身外出应是主体。

二、单个客民的异地婚姻

诚然，在这些单身外出人中，有的已在家乡成亲安家。像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山西崞县人温满小子，将自种地6亩典出，留银子9两，交丈人赵明士委托养活妻子，只身前往口外寻找活计，[10]便属于此类。有的人虽没有成亲，但在康雍之际的早期移民中，他们往关东、口外或到台湾等等，多是春去秋回，类似候鸟式的活动，所以一般不存在异地婚姻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在客地“微立产业”，或因其他缘故，定居者逐渐增多。于是，在这些移居者或移居群中间，婚姻的选择就越来越显得突出了。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单个或少数零星移居者。他们想在客居地结婚成家，常常只好把个人溶入到当地社会中去。类似例子在档案刑科题本中时有所见。且见下表：　单个客民在异地结婚示例事　例资　料　出　处

刘子贤，直隶大城人，在河间县娶再嫁妇田氏为妻。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李卫题。

程子彦，山西永济人，在山西曹州府经商，娶当地人韩氏为妻。

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允礼题，123号。

孙歧山，浙江山阴人，在苏州做踹匠，娶苏州张氏为妻。

乾隆元年三月七日允礼题，133号。

彭章，湖北汉阳人，驾船为业，娶黄坡人马氏为妻。

乾隆元年十月二十日钟保题，126号。/m b ]T-^.OT k4=*"w]7Y]1M" U9O`kc*_^小学教育论文aLHSNWw F-Iw|y5aX:w$.`ZJ

邱明瑞，江西南康人，在广东耕山为业，妻林氏，广东和平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八日徐本题，138号。

李三，安徽蒙城人，客居霍邱，妻汪氏，霍邱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九日徐本题，138号。

张南直隶唐山人，在元氏县食力为生，妻王氏，元氏人。

乾隆元年十二月九日徐本题，138号。

苏祥，河南固始人，在安徽阜阳开豆腐店，妻武氏，阜阳人。

乾隆十年十二月　日盛安题，119号。

马利圣，湖北蒲圻人，在沔阳打铁为生，妻朱氏，沔阳人。

乾隆十年七月四日晏斯盛题，124号。

胡淑远，江西长宁人，在会昌佃种为生，妻何氏，会昌人。

乾隆十年七月八日塞楞额题，126号。

黎正然，湖南邵阳人，在贵州铁匠生理，娶思南王氏。

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张广泗题，134号。

李重，河南中牟人，在外唱戏为生，妻李氏，新郑人。

乾隆十年十二月三日盛安题，137号。论文论清代的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此表共列12例。这些人能在当地娶妻，通常都是生计较好，或有较稳定的职业，如做买卖、开小铺，或有一技之长的手工工匠等等。示例中的[1]孙歧山、彭章、苏祥、马利圣、黎正然就属于此类。第2例山西程子彦在山东客地娶韩氏，是因为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曹州府遇到水灾，逼得很多人卖儿卖女，程花了9两银子，把路儿的妻子韩氏买过来成亲，用以照顾生活起居，但因双方年龄差距较大（成婚时程40岁，韩29岁），程又热衷于赚钱，夫妻感情并不融洽，加上韩未生得子女。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当程返回山西，便以62两银子，将韩转卖于某绅宦做小妾。程子彦在曹州娶韩氏，是因为他有钱，能乘人之危。后来他不顾夫妻情份，再用高价将韩氏卖出，也是因为有钱可以另娶更好的，反映了“商人重利轻离别”的本质。对于像程子彦这样的人，不管在本地还是异地，都不存在娶妻困难的问题，[11]这与清代盛行的“婚姻论财”的风气是合拍的。至于第10例胡淑远，以一个贫苦佃农能在客地娶妻成家，那是因为他娶得的何氏，生活作风不好，与人通奸，被丈夫陈世经休卖出来的。另如刘思贤娶再醮妇田氏，亦因田氏不守妇道，从转手人那里以银6两买得的。

一般地说这些在外闯荡江湖的光棍汉，很难在客地找到合适的配偶，原因是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往往不是为人佣作，就是无固定职业。在上无片瓦可供栖息，下无寸土以作养生的情况下，纵使本人有意在客地成亲安家，也很难会有可心的女子嫁他。上面说到的胡淑远、刘思贤的婚姻，很可说明问题。在档案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婚嫁情况，即男女同是寄籍者，安徽当涂人孙圣良和湖广女子于氏的婚姻便属于此类。孙于二人均客居江苏江宁县（今南京市）。于氏原夫去世，生活无着落。孙年届40，孤身飘泊在外。一个需要经济支持，另一个缺妻子照料生活，于是两人就合在了一起。[12]山东掖县人范福亮，寄居热河多年，眼看年近50还孑然一身，实在孤苦难熬。那一年，邻近的樊氏死了丈夫，留下9岁和11岁两个男孩，没有劳动力，生活陷于绝境。范便以聘银6两娶了46岁樊氏，同时也把两个儿子带了过来。[13]再一种类型像河南长葛人秦蕙，移居裕州佃田度日，恰好与从山东到裕州佃田的孙二相识。孙二有个17岁的女儿待嫁，见秦年岁相当（时年19岁），人又老实，双方均在客地，命运相同，结成亲戚，可以多个帮手，从而促成了这宗婚姻。[14]广东应德人全进，在广西娶陈观娇为妻，也是因为陈的父亲同是从应德迁居广西的客民。[15]

在一些地旷人稀的地区，人们因为缺乏劳动力也有把客民作为人力资源招来作女婿的。西北的陕西、甘肃一带，女少男多，外来客民把女儿嫁与土著户，换得土地耕种。光绪《靖边县志稿》：“近来地荒人稀，土民多占绝产，然力不能垦；东路客民携眷迁居，并有以女易地者”，便是例子。再比如，档案中有四川隆昌人周国启，娶寄客户湖北麻阳人成氏为妻；张曾龙娶外来户湖南宜章人萧氏为妻，等等。那是成、萧二氏父母进川后，想依藉周、张土著户的力量，在当地立下脚跟。[16]当然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总的说来，人口流动对打破相对封闭的婚姻环境是有作用的。不过因为他们中相当部分属于赤贫或少产者，一些土著户又常常排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