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新中国建国后几乎立刻就被卷入到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当中去了。一场是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疆界之外的朝鲜战争，另一场则是发生在中国南部疆界之外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两场战争差不多同时演变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战争，并非偶然，它们显然都与新中国自身的政治特性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被迫以志愿军的形式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并在事实上成为战争的主要承担者，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卷入，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充其量只是为了延续其一度丧失了的殖民统治，它并不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何以新中国政府仍旧给予了除了出兵以外的几乎一切形式的支援？[1]十分明显，无论是朝鲜战争也好，还是印度支那战争也好，促使新中国政府必欲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援助的，并不仅仅由于它们关系到新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安全的大后方，由于有了中国的战争经验及其直接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越南独立同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由弱变强，扭转了战场形势，开始成为足以向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挑战的强大力量了。但就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1954年一个日内瓦会议使越南和法国之间达成了划界停战的协议，数以万计的越南独立同盟的部队和干部不得不从越南南方以及老挝、柬埔寨撤往越南北方，原来设想中的解放全越南以及解放老挝、柬埔寨，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因此放弃了，越盟只得到了半个越南。而力主划界停战的，恰恰是始终积极支持着印度支那解放战争的新中国领导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而急遽的改变？近年来，一些亲历者和研究者已经就新中国政府向越盟派出军事顾问以及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等问题做出了一些说明，但对新中国政策转变的情况及其背景似乎尚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2]本文旨在结合新中国政策转变的经过就此做一尝试。

解放印度支那？

1945年9月2日，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通过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胡志明就任人民临时政府主席。但是，由于同盟国宣布印度支那北纬十六度线以南为英国军队受降区，以北为中国（即国民党）军队受降区，随后法国军队在英军的支持下大举开入，力图恢复其被日本人夺去的殖民统治。胡志明不得不在法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为争取越南独立和统一，宣告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发动抗法战争。

越南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越南党过去只打过一些游击战争，部队既缺少训练又缺少正规战争的经验，再加上没有较先进的武器，面对装备精良，尤其是有优势空军支援的法国军队，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其中央根据地虽地处越北山地，又临近中国边界，却经常遭到法军的扫荡与轰炸，边界通道及其重要战略要点均被法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消息后，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事，抗法战争爆发后已经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建立起电台联络的胡志明，几乎马上就派人赶来北京，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予援助。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3]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积极鼓励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学习自己的榜样。尽管，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的革命活动还十分困难，“切忌张扬”，他们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时不能不有所保留，但他们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为其他落后国家人民开辟解放道路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4]刘少奇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5]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因此，当他们发现越南党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政权，解散了共产党并宣布保持中立时，他们立即在内部予以了批评。而对胡志明重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并向他们求援，他们自然会积极支持。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出的代表李班、阮山来到北京，要求中国共产党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因毛泽东这时已经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全面主持了援越工作。他不仅给刚刚开到广西不久，尚未完全结束作战的林彪及陈赓所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准备向越南党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且特别电告越南党，希望他们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讨论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的各项问题。得知越南方面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前往帮助越南人民军作战，刘少奇等很快即决定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人亲往越南考察情况，以便决定如何选派军事人员。当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统一尚未实现，战争仍在进行，经济上更是极端困难等情况，在京的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商量后，只“答应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和一部分物资，没有满足越方提出的关于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要求。而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得到相关报告后，态度比国内中央甚至还更为积极。他表示，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并支持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作战。他主张告诉越方：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南党逐渐熟悉掌握。[6]

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视，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表现。1950年1月，越南党派黄文欢作为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予以了热情的欢迎。对靠近越南边界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再三强调要设法协助越南党解决问题，“和他们的代表竭诚讨论，尽可能吸收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困难”。当毛泽东在得知胡志明将亲来北京之后，更他是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去车站迎接。”鉴于越南党事实上是赞同和坚持武装斗争的，他甚至还开始对越南党过去的做法开始表示某种理解，说“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7]

1950年1月中旬，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即，胡志明秘密经过北京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8]根据中苏两党的分工，中国方面很快组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同时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方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甚至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将越南人民军308师（缺一个团）和209、174团秘密接入中国境内的云南砚山和广西靖西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云南、广西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论文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O=tGzn'!=e9)a'UA6^*q6T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