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

摘　要：廷议制度是秦国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保证,而博士制度是将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是把六国政治精华吸纳入行政体系的制度创新,是统一后新统治模式的尝试和政治运行模式的重大转折。反映了秦始皇“文治理国”的构想,是文化统一的重大举措。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换,秦始皇又不得不回归单一法家行政决策模式,并因此引起秦国的速亡。　关键词：秦朝　廷议制度　博士制度　政治兴衰　一　博士制度是秦朝政治制度的一项创举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秦朝政治实际需要而产生,并不断发展演变,对秦朝及后世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博士”一词,战国时就已出现,当时只是学者的泛称。但至战国末期,为适应统一战争日益加剧的社会局面,各国不得不礼贤下士以确保统治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齐、魏等国都设置了博士官,使学识渊博的学者充任参谋和顾问,确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参与政议,辅助决策。因此,《续汉志》云:“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秦朝的博士制度承沿战国传统,其职掌主要是,参加国家大政的商讨会议。王静安先生早先指出:“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2]《汉表》所言“掌通古今”,亦即指此。　秦博士议政制度,与自身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政治传统也是联绵不分的。秦族的祖先自中原起“在西戎,保西垂”[3],同西方诸戎杂居,其间通过战争和婚姻的形式,两种文化不断交融,秦族文化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西戎文化的特征。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西之地”[4],秦同诸戎的军事冲突进入更激烈的阶段。至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5],取得了对西戎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此举仍未摆脱东方诸国视秦为戎狄的成见,认为“秦与戎狄同俗”,“不识礼义德行”[6]。以至于“夷狄遇之”[7]。由此可知秦族戎化之深。而同秦频繁接触的诸戎,大部分尚处于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牧生活转化阶段[8],这种文化因素渗入秦文化结构中,必然影响着秦统治模式的建立。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及体系通常由氏族机关转变过来,所以明显地带有原始民主制的残余。秦文化中的西戎文化因子无疑会使之顺利延续。就秦国政治制度而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廷议制度,即对政事的处理,一般先履行让群臣参议之后再做决定的程序。这一政治特色反映了秦国制度的质朴性和初始性。秦国廷议传统的另一来源是对周文化的承继。秦用战争手段驱走诸戎,占有宗周之地,文公十六年(前750年),“遂收周余民有之”[9]。从此,秦文化进行了一场“周化”运动。“从官制、文字、礼乐制度到农业、手工业,秦人无不承继周文化,有些则径直沿用周制”[10],周制同样有类似廷议的制度,《周礼》即载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其中《乡大夫》云,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小司寇》则要求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可见,在周室的政治运作中,重大政事的决策要事先进行内部讨论已成定制。这一制度当然不可能被秦国摒弃。事实上,终战国之世,秦国的廷议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诸侯国无法比拟的,也正是如此,廷议制度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其开明、有效的决策机制使秦国的治国政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最终能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在秦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如商鞅变法前商鞅与甘龙、杜挚之辩;惠王时张仪、司马错伐蜀伐韩之争等,莫不给秦国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廷议制度是秦统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证。统一后,它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形式受到更多的重视。博士制度是将廷议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统一的秦帝国建立后政治形势呈现出转折的趋势。　秦统一中国是有史以来具有开创性质的事件。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包括三代在内,还没有建立过如此广袤的统一王朝,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从未有过这般复杂的形态。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便摆在这个空前的帝国面前,那就是该如何进行治理和统治。秦国统治阶层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吕不韦作《吕氏春秋》,就是对未来帝国统治模式的构划。吕不韦的失势看上去使他的政治构想也受到牵连,但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秦始皇在对六国作战的最后阶段,其实已经部分地实践了《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秦对六国贵族实行杀戮、迁徙和流放,进行严酷的镇压;并收缴、销毁六国兵器,拆除各国间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设置郡县统一管辖六国地区。但在文化上态度却是特别优容的,秦始皇“悉纳六国礼仪”[11]　,最突出的表现是博士制度的建立和扩大。从可考的博士看,其籍贯都在关东[12]。这样看来,博士是东方六国的政治代表,秦始皇吸收各国的士人参加政府,设置博士官,让他们参议朝政,从而组建了参议辅政集团,创建了博士议政制度。这其实是对东方六国的适应和妥协,以及对六国矛盾的化解,是秦始皇为巩固刚刚出现的统一局面的统治术。据《西汉会要》载,有博士参与会议的,计有废立,议宗庙,议郊礼,议典礼,议封建,议功赏,议民政,议法制,议罪罚,议大臣等项。博士参与这些重大的朝政决策,反映了统治阶层对博士的注重和博士政治地位的重要。　至于博士的组织发源,马元材先生认为:“大抵齐之稷下先生,即为秦代博士制度之来源……其(秦朝博士)员额为七十人,其制盖亦袭稷下先生之七十人也。”[13]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后期的学术中心,荟萃着各国各派的学术代表,秦始皇完全有可能将这一半官方的组织上升为秦行政体系中的一员,随时备充顾问,以遂自己的统治意图。表面上,博士隶属于奉常,但是博士和奉常其他属官不同,奉常对博士的统辖并不太密切,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最具资格者为仆射,担任长官,领若干博士。“他们即是奉常属官,又和属官同仕列于朝,所负职掌直接向皇帝负责”[14]。可以探知,博士仍保持着原先稷下学宫的组织结构而未变化,这又为博士在秦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力证。　因此,博士制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新的统治模式的尝试,他试图把东方六国的政治精华吸纳入行政体系,借此消弭东方的反抗情绪。同时,依靠这些熟悉东方六国社会实际的人士制订针对六国的、符合统治要求的政策措施,加强对六国地区的行政控制。这一措施的实行无疑表明了秦始皇的明智态度。　二　博士制度标志着秦统一后政治运行模式的重大转折,是适应统一局面的出现而对先前单一法家行政决策模式的修正。　博士首先是一批学者,把文人吸纳入政权机构,对秦朝而言,是在新形势下选官制度的一种尝试。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起,实行军功爵制,“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15]。在官吏的选用上主要是专任军功,每攻城略地,一般也是领兵主将就地兼任该地行政长官。云梦秦简中的郡守腾就是如此。这种制度是在秦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条件下形成的。秦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与诸戎、六国进行频繁战争的历史,从立国到统一,秦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军功爵制就是秦国长期实行战时体制的产物。然而,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者就不一定是一个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优秀的行政管理者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经验,博士本身所具备的知识性特点,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秦把博士纳入政权机构,改变了以往统治阶层单一武力军功结构,体现了以武力统一中国后对文官政治的重视,丰富和扩大了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反映了秦始皇新统治政策中的“文治理国”构想。但是,并没有史料根据说明博士独立承担了某一部门的主管职位,而且秦博士仅秩比六百石,在朝官属于低级官吏,然而,博士的地位却十分尊宠,“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16]。《晋书·百官表》注云:“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17]这大概是制度变动之初,尚不能彻底摒弃军功爵制。博士无军功,当然不能受高秩,而其政治地位却规定的很高,说明了过渡阶段制度的不完备,同样,博士与其所主管官吏奉常的尴尬关系也如实反映了此种情况。　博士制度同样也是秦始皇极力摆脱区域政治势力形象的努力。东周以降,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各诸侯国分立已久,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区域势力。秦国久居西陲,被东方六国目为异类。实际上,秦国并不象东方六国想象的那样狭隘,秦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这就使秦国统治阶层具有高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秦屡屡瞩目东方,干预六国事务,且专任客卿,使东方六国人才为己所用,说明秦国有着全局统筹的视野,不拘泥于区域政治利益。秦的统一,“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8]。正是秦始皇统一的政治观的实践。自此,“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9]。这就成为秦始皇一统治国方案的基础和依据。博士分别来自东方六国,体现着不同的区域政治利益,把他们集纳入秦的政权机构,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20]一样,是秦文化主体下多种亚文化兼容的表征。秦始皇的意图是使各区域政治势力经历磨合消隐后,建立以故秦为中心的主体政治利益核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即文化的统一问题。　博士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载体,博士制度建立的本质是秦始皇寻求与统一局面相对应的思想文化形态的转换机制。军事、制度的统一仅仅是政治的统一,而政治的牢固是否取决于它所植根的文化是否厚实。因此,深层次的统一应是文化的统一。《礼记·中庸》将之归纳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涉及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三个统一民族的组织构成。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保留秦主流文化的同时,对东方六国文化持一种优容态度,兼容并蓄,吸纳各国异质文化,谋求文化的统一。统一后的新秦文化不再仅仅是囿于一隅的秦文化,而是建筑在七国统一的广阔基础上的。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博士被吸纳到行政机构中,则为统一文化提供了直观、便利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