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

摘要：对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研究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自1942年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分别以1985年王瑞来之《论宋代相权》和1994年张邦炜之《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发表为分水岭，分为三个阶段。前一阶段主张相权削弱，中期相反，主张相权加强，后一阶段主张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加强。

关键词：皇权；相权；加强；削弱

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论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峻挑战，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单对立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察，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一

真正开始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1]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2]、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3]、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4]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5]。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接受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6]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7][P27]

同时，港台地区也有研究此问题者，回应大陆的主流观点。刘子健先生于1973年发表的《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针对南宋权相这一难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尽管这时权相权力确实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样无能，宰相最后还是受皇帝的管辖。并指出，“宰相没有自己固有的地盘或权力基础”，以及“权相也不能完全垄断皇帝的耳目”，这就决定了权相并不是真的相权大，而是“表现君权更大的另一种方式”。[8]这就维护了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的观点。二

1985年，王瑞来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一文，全面反驳了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应该将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实施区别开来。从宋代制度表面来看，宰相的权力因受分割而确实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作者分别分析了以前被认为分割牵制相权的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他认为分割相权并非设参知政事的初衷，“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参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枢密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总结道，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来又发表了《论宋代皇权》，在本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与相权相对的皇权问题，认为宋代皇权被大大削弱、仅表现在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员任免、政务处理以及皇族内部事务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国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为美德，而以“国家利益”为大忠。这就决定了皇权的观念必然会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认识，不敢滥用皇权。[10]1986年和1987年，张其凡针对宋初相权削弱说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参知政事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时有一段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11]在《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一文中，作者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12]1991年，傅礼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三司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宰相可以对三司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属。因而，宰相无疑拥有财权。[13]

与研究相权强化这股激流同时，一部分学者继续指出皇权确实得到加强。1986年，柯昌基在《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一文中，指出宋代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分掌内外两制，有助于政权的正常运转，使大臣们很难“擅权抗命或兴风作浪”，从而保证了官员的任免权牢牢地操在皇帝的手中。[14]季盛清在1992年发表的《宋代台谏合一考述》一文中认为在宋代台谏合一，且不受相权的干涉，独立行事。这样“就在皇权、相权、军权之外树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强大而统一的监察权”，皇权和相权都受到台谏的监督和制约。[15]三

进入90年代后，学者们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出现新的局面。1994年，张邦炜在《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开始就提出了不能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此强彼亦强，此弱彼亦弱。作者认为宋代的皇权与前代相比有所加强，皇权变得更加至高无上，但它并非不受约束。因为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并不小，他们能制约皇帝滥用权力，为所欲为。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并提出，在宋代，君主专制是政体，而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16]同时，张邦炜在《两宋无内朝论》一文中，认为宋朝大体上没有内朝，这样，作为外朝首领的宰相，其权势相应的就有所加强。[17]　1995年，贾玉英发表了《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中央行政体制经历了从二府到三权分立，从三权分立至三省，枢密院共同掌政等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是宋代宰相权力从小到大变化的一个缩影。[18]论文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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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曾小华、季盛清在《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主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皇权没有任何分权和制衡，也没有这种理论和要求。在北宋初年，随着宰相机构名称的变化，相权也随着被削弱了。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皇权趋强、相权趋弱已成定势。从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作者是继承了钱穆的相权削弱说的观点。[19]

1996年，朱瑞熙在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一书中，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也持宋代皇权与相权均加强论。作者认为，在宋朝，皇帝既是社稷天命的象征，又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包括军权、财权、立法权等各种决定权。但皇权也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宰辅不时地对随意扩大皇权的行为加以抵制。同时，从宋初到南宋，宰相的兵权、财权等各种权力渐渐地由分割到集中。这个过程反映了相权的强化。因为相权的分割有很多不利的方面，相权的集中是历史的必然。[20]

2000年，诸葛忆兵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这是目前学术界有关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助手，一般情况下受控于宰相；在二府关系中，宰相处于主导地位，并逐渐吞并枢密的职权；三司始终属于宰相领导，元丰改制后成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台谏在宋初尚能制约相权，但神宗以后逐渐为宰相所用，成为宰相的鹰犬；宰相还经常代替皇帝行使决策权，集议权、施政、决策三权于一身。由于宋代皇帝与宰相基本做到了“上下一体”，相权是皇权的最好体现，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