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歧视对胡人汉化之影响

——以十六国时期为中心

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频繁侵扰中夏，以至于迁入华夏领地。以儒家为主的知识分子，为了保护华夏文化不受杂染，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华夷之防”，一是“用夏变夷”。当胡人未入侵之前，华夏族要用军事手段抵御他们；而如果胡人已经侵入华夏，则当努力教化，使其接受汉文化。[1]自东汉以降，《春秋》公羊一派流行，华夏正统意识再次强化。但那时中国并没有真的亡国，士人们的心态还算平和。到了西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赶走了汉人的政权，在北方建立起胡人的政权，乃春秋之后第一次。在胡人统治下，汉族士大夫的心态不再平和，充耳不绝的是谩骂之声。这些谩骂看似简单，其实是汉人歧视胡人的特殊表现形式。听起来难以被胡人接受，实际上对胡人是极大的心理压力，起了催化胡人汉化的作用，与儒家的“用夏变夷”传统暗合。本文即尝试探讨此历史现象，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心理影响的作用，歧视和偏见会迫使被歧视者向歧视者认同：

偏见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被歧视一方往往最终接受成见，产生妄自菲薄，失望，以及自卑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去掉他们自认为是自身形象中的消极因素，被歧视者也许会向歧视者认同。[2]

关于这个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夫妇在四十年代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们给一个黑人学前班的孩子两个布娃娃，一个是黑娃娃，一个是白娃娃，然后请孩子们指出哪个娃娃象自己。结果，选择白娃娃大人数大大多于选择黑娃娃的。同一次实验则在三到十岁的黑孩子中进行。问他们的问题是，你觉得哪个娃娃好？三分之二的黑孩子回答，白娃娃好，所以更喜欢白娃娃。[3]我们知道，四十年代的美国，正是种族歧视十分盛行的时代。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黑人，甚至觉得白人比黑人好正好说明黑孩子在歧视的环境中产生了极深的自卑心理。尽管人们也许还没有调查清楚其中的详细原因，歧视和偏见会引起种族认同感的降低，进而被同化，却是个客观的事实。回头看中国历史，汉族对胡人的歧视在胡人汉化的过程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汉人歧视胡人由来已久。“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冲（查），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天未悔祸，种落弥繁。其风俗险诐，性灵驰突，前史载之，亦已详备。”[4]这是唐人写的文字，却总结了之前千百年汉人对胡人的总体态度。所谓“反首衣皮，餐羶饮冲”“风俗险诐，性灵驰突”，无不表现汉人居高临下，不把胡人当作人格平等群体的歧视心态。古代的汉人得益于农业的稳定性，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游牧民族则时聚时散，逐水草而居，缺乏积累。相较之下，游牧民族的文明显得很低下，很简陋。所以，汉族人一直骄傲自己的文化，而拒胡人于千里之外。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即是坚持“华夷之防”，所以“尊王攘夷”成为当时的口号。

“华夷之防”在西晋以前都算成功。唐人总结了古往今来的防法：

轩帝患其干纪，所以徂征；武王窜以荒服，同乎禽兽。（中略）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言能教训卒伍，整齐车甲，边场既伏，境内以安。然则燕筑造阳之郊，秦堑临洮之险，登天山，绝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乱中华，其备豫如此。[5]

孔子一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激励了很多代人抗击外来侵略。进入秦汉时期，汉人多次打败北方胡人，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建立过赫赫武功。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达至顶峰。到东汉时期，更是产生了一套理论，这便是当时流行的《春秋》公羊学理论。

然而，东汉时期的胡汉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请求保塞，得到东汉朝廷允许。国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住。匈奴败散之后，蒙古草原被鲜卑人占领。但是，鲜卑人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统一，便四分五裂。草原上的纷争局面使很多部落失去安全感，纷纷逃入长城以内。这些部落不仅有匈奴和鲜卑，还有别的民族，诸如丁零，羯族，等等。到西晋时期，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当时人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6]

胡族大量内迁，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处于强盛时期，但另一方面，汉人势必面临新的难题：该如何保持“华夷之防”？而似乎当时的胜利除了助长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进而产生文化自豪感，甚至身份的高贵感以外，并没有认真考虑“用夏变夷”的传统责任，更不懂得如何从正面去“教化”胡人。因此，在对待因败散而内迁的胡人之际，自然搬出了歧视和欺压的手段。在胡人民族意识尚浅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些歧视性的手段造成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但自卑，而且积极认同汉族文化。

东汉三国时期汉族的歧视和欺压且不论，在西晋时期，内迁胡人成为汉人奴隶的例子就不止一个。譬如，西晋文人阮孚，乃其父阮咸之婢所生。因为此婢是胡人，阮孚出生后，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的典故，为他取字为“遥集”。[7]晋代名将祖狄也有一奴，名叫王安，是羯族人。虽然由于个人的修养，祖狄善待此奴，并放他回北。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王安应该是身份低下，没地位，不自由的。[8]后赵开国君主石勒的经历便是明证：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中略）会建武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中略）既而卖与茌平（山东今县）人师欢为奴。[9]

石姓人来自西域的石国的羯人，是标准的胡人。[10]以后来冉闵反赵进入长安，汉族人见高鼻深目者皆杀的情况看，石勒该是白种人。换句话说，他与汉人不仅民族不同，连种族也相异。他进入中国境内以后，沦为奴隶，没有迁徙的自由。逃难到外地后，外地官员可以捉拿他，卖掉他。在旅途中，他和同伴还被上了枷锁，而且是“两胡一枷“。其被奴役之程度，较之汉人奴隶，要深得多。R/u_ECqF'zVHq~H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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