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

立了‘察哈尔省佛教会’。七七事变张家口沦陷后，被日伪强逼改称‘日华佛教会’。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日寇刺刀的保护下，建立起蒙疆政府，随着就把张家口提升为他的‘首都’。从此‘日华佛教会’又改为‘蒙疆佛教会’。”[20]　后者亦可举一例：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县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少数人拜倒在日军脚下，……成立了赵县佛教会。佛教会设有办公地点……会员有会章标记，为虎作伥，猖獗一时，活动在县城附近。1945年赵县解放，会长被依法惩处，佛教会被解散。”[21]　对于佛教寺庙，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亦以其需要为转移。如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涿州松林店的“文殊寺有房70余间，地200余亩，住僧20余人。抗战前，香火旺盛。日伪时期，该寺被伪警察署占用，僧人被赶走。”历史同样久远的涿州南关保庆寺“每年春四月、冬十月设庙会。前祀药王，中祀弥勒，后有大悲阁81楹和千手观音立像1尊。1931年至抗战初，画家月舟和尚住持该寺。涿、良、宛、房四县佛教分会设此。日伪时期，大悲阁改建为坐殿。”[22]　3、伊斯兰教　从明治三十三年（1884）起，日本的黑龙会、浪人会就先后派人来华，在我国东北、西北发动伊斯兰教独立运动，鼓动创建“大回回国”。1932年7月，“满洲国”在长春建起了“伊斯兰协会”。[23]1936年春，日本与意大利秘密订立“防共协议”，条文写明：“为防止共产主义在近东回教方面之活动，日本应负相当之责任，同时须促进回教国家政治与社会之进步，脱离英法势力羁绊。”1938年2月，日军在北平匆匆建起了“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该会下设华北、西北、外蒙古、华中、华南、西南六个联合总部。[24]又在华北地区策划“募集”回教两千人，以“剿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民大队”，实行“以回治回”政策。之后，又密谋强迫华北回民“情愿”集体移民满洲，计划每年移民1至5千户。[25]为了阻止穆斯林抗日，伪联合总部和地方日伪势力胁迫各地成立伪“回教联合会”。他们一边利用伊斯兰“顺从”、“和平”、“安宁”之含意，打起“和平救国”的旗子，散布“回回争教不争国”、“顺从日本是安拉的定夺”、“拥护友邦仗义兴师”、“拥护中日共存共荣”等卖国主张；一边组织回奸武装——自治联军进驻回族村庄，甚至还以“挂功德”为名将自治联军从汉族村落抢来的财物，运往回族乡村和清真寺，以制造回汉民族矛盾。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26]。在河北，日本人于1937年冬季“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了大量的劝降信和《告伊斯兰教民同胞书》，企图让广大穆斯林当温顺的亡国奴。冀中各清真寺的阿訇和乡老用《古兰经》的教义、“圣人”的教导和血的事实批驳敌人的反动宣传。他们说：‘如果我们穆斯林违背《古兰经》的教义、违背圣人的诲训，去向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投降，还讲什么伊玛尼（注：“信仰”的意思）。’”[27]面对广大穆斯林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实行了残酷的镇压。据有关史料记载，他们曾在张家口开办回民女校，强迫大批回族少女入校学习，逼她们去做艺妓、歌女。[28]而干得更多的是烧杀淫掠。自1940年至1942年三年间，仅今孟村一县被日伪杀害的回汉群众就达1300余人，烧毁房屋12000多间，在清真寺内杀猪、奸淫、残害伊斯兰人士等暴行多次发生。[29]　4、天主教　日本于1931年占领我国东北。梵蒂冈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伪满政权，并派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驻伪满代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马教廷又命令中国天主教会要“不偏左、不偏右”。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个宗教背景。对在他们占领区的主教、神甫和其他教职人员，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般均予以优待。以下是有关记录：　“民国26年（1937年）10月，日军侵入栾城县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村庄百姓躲避在油通天主教堂。日军在教堂寻衅闹事，经神甫李明源、罗贯之劝阻，日军退出教堂，使躲在教堂的百姓免遭灾难。”[30]“日军攻打正定县城时，当地很多群众躲入天主教堂避难，使这些人免遭日军杀害。但也有个别主教和少数神甫充当日军汉奸和国民党的特务，与共产党为敌，破坏革命，杀害当地群众。”[31]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本县有的（天主教）教堂被日本侵略军占据，有的反动教徒投靠日本侵略军，充当汉奸。”[32]“教会到处宣传日本人不杀教徒，又借灾荒之机施舍高粱，以此诱人入教，天主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后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许多人又脱离了天主教。”[33]　保定教区主教周济世是一个与日伪勾结的典型例子。　1938年6月中旬，周济世应日本人要求积极筹备“祈祷和平”宗教仪式。6月15日早7点整，保定教区所属的淑慎女校、公教医院、南关天主堂、若瑟修女会、育婴院、备修院、西关修道院等单位的修女、学生、教职员工、男女教徒800余人齐聚教堂。7点45分，日本驻保定官兵和伪省长吴赞周等伪官员共20余人就坐宾席。8点整，“祈祷和平”大礼开始。礼毕，周济世做了半小时的讲道，最后归结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随后日本特务机关长铃木讲话。午饭后，周济世透露，铃木对天主堂举行的“祈祷和平”大典和双方“合作精神”表示赞赏，说天主教位于保定各宗教之冠。次日，伪《河北日报》报道了该大礼弥撤的消息和周济世、铃木讲话的摘要，并刊登周济世由法国教士暴陛师、艾勋荣陪祭的照片。不久，日本特务机关的布告便张贴在教堂大门上，内容是“禁止日本官兵骚扰天主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铃木等人一日数次到天主堂捶胸顿足，抱头痛哭。周济世则以所谓“博爱”胸怀，一一抚慰之。.[34]　总体上，日本人对河北天主教界使用的是又拉又打两手。决定他们这样做的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是共产党领导着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例如：“1939年，日军在吴桥县城建立伪政权，到处洗劫财物，荼毒人民。有些群众为求庇护，纷纷加入天主教，教徒人数增至2000余人。除城内教堂外，在各村设立分堂30余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为清除欧美势力，封闭了吴桥天主教堂。”[35]　1941年，日军因怀疑张家庄总堂与八路军有联系，将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抓进城内监狱关押了52天。在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据总堂大西院时，赵振声曾两次设宴招待日本军官，还多次参加追悼阵亡日军的大会。[36]　5、基督教　日本对待河北基督教界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显示为两个阶段。但利用中国基督教的自立倾向为其所用则是贯穿其侵华全过程的一根主线。新编《邢台县志》记载：　“日军占领邢台后，烧杀抢掠，城关居民纷纷逃到基督教会院内避难。教会在露天搭棚，大灶煮粥救济难民，并乘机传教。至1940年，基督教邢台会堂教徒发展到680人，设耶稣教堂三处。1940年11月，由于同盟国对日宣战，邢台宪兵队为打击美国教会势力，曾抓教会长老、执事等人，并扣押教会中的美国人，邢台基督教会一度消沉。”[37]　下面各是两个阶段的个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基督教……城内教堂刘牧师1939年曾放赈救济灾民；里坦教堂牧师张玉平为群众看病等。”[38]　民国29年（1940年）驻定县日本侵略军捣毁了（基督教）救世军医院，其信徒人数大减。[39]　“1942年，青龙县协和会查封了青龙县基督教会，7月，热河省承德安息日基督教会派牧师二桥正夫（日本人）来青龙接收被查封的基督教会财产和会务，经过整顿，成立了‘安息日基督教支会’和‘安息日基督教分支会’。”[40]　《河北省宗教志》对此有一个宏观的分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锁了所有敌占区的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查封接管了所有教会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把英美传教士及其侨民集中看押到山东潍坊集中营，遣散部分中籍教职人员。华北各地教会的教牧人员在北平组织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1942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规定教团宗旨为‘上面联络当局、幸赖友邦襄助’，‘为大东亚战争服务’，推选卫理公会监督江长川为主理、邀请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为特邀委员。伪河北基督教团分会会长由叶保罗担任，特约委员为日本牧师稻田浩。日本牧师小川秀一在张家口组织伪‘蒙疆基督教团’，由姚树德牧师为团长。承德基督教英籍传教士被日本人‘优待管束’，日本牧师福井二郎直接接管承德教会主教堂，统领承德各地基督教会。基督教团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多次组织和平祈祷，以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伪华北基督教团对所属各地教会进行调查统计：河北省基督教会共计301处，其中城市教会109处，乡村教会192处，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教会锐减三分之二。”[41]　三、河北宗教界的抗日义举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河北各宗教的大多数信徒忍无可忍，有的坚贞不屈，有的奋起反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比较起来，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则在个人行为之外还有成建制的抗日组织特别是武装部队的行动。分述如下：　1、道教、佛教和基督教　“天圆观：在丰润县东北25公里的腰带山上。天圆观的道士在历史上曾对人民有过贡献。日本入侵期间,冀东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机关、报社工作人员曾多次到山上隐避,安全脱险。抗日战争时期道士们做掩护工作达36次,并有3人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腰带山道士们的爱国精神,河北省副省长阎达开派人把八路军战士用过的道袍、布兜、瓦罐等物收集起来送到天津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放,以资纪念。”[42]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在（佛教）普佑寺开办晋察冀军区政治干部学校，还开办许多训练班，培养出许多干部。本县不少僧人本着‘出家不出国，抗日护教’的原则，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真禅和尚（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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