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

寺主持）和护旺和尚（普佑寺主持，俗名慈玉善）以阜平县代表的身份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护旺和尚因参政积极受到过边区领导表扬。”[43]　“广大爱国基督信徒同全省人民一样，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一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中华圣公会安国牧区医院院长杜大夫率领12名医生、护士，参加了八路军白求恩医疗抗战医院，该院护士长何明清（凯瑟琳·霍尔，新西兰籍）女士，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救死扶伤，大力抢救八路军伤病员，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一些教会帮助爱国人士逃离敌占区，参加抗日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44]　“民国31年（1942年）冬，中国牧师张昆山为保护八路军三八六旅战士，被日军杀害。”[45]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基督教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站到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列。郝淑斋（女）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她在八路军冀中军分区锄奸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　2、天主教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与伪治安军、汉奸队向我太行山完县峦头村一带扫荡进犯，遭到八路军区小队的重创。日军气急败坏，肆意烧杀掠夺，用刺刀挑死峦头总铎陈奥定和神甫李模儿。李模儿是徐水县李家庄人，自幼习武，在日军刺刀面前威武不屈。”[46]　“‘七七’变作，全面之战乃起，公（中国籍比利时人雷鸣远）发表《我国现在需要什么人》一文，谓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即得救。而公主持之《益世报》，虽在津市沦陷后，犹日斥敌伪，力攻奸邪，至经理被捕后，始被迫中止。公初投第三师第三十六团，在易县训练担架队，时七七后才三周耳。八月二日夜，为耀汉会立遗嘱……。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以卫生连连长相属，公以义不容辞，八月十九日，下耀汉、德来二会总动员令，阅一日，救护队第一队即告成立。队员一百八十人，皆高阳、清苑二属教友，……此后辗转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城等地，历程数千里，未尝遗弃一伤者。”[47]　献县张家庄的村民全部信仰天主教，其中有多人在抗日战争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敬（后改名张羽时）是其中的佼佼者。张敬曾任党的县委书记，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伊斯兰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率先成立。河北相继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保南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定县“抗日动员会回民部”、文安县“回民抗日挺进军”、安国“回民抗日自卫军”、献县“回民抗日义勇队”、“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任丘“抗日动员会回民部”、“任丘回民抗日救国会”、“八路军冀中区回民教导总队”、“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冀中伊斯兰教抗日先锋队”、“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冀东军区回民队”、“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定县、雄县、霸县、新城、武清、文安、任丘、河间、肃宁、献县　“回民抗日救国会”。在“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成立时，宣唱誓约歌词：“我们是穆圣和好儿女，不受鬼子欺侮，不让汉奸给圣教丢人，为了民族和生存，改善生活，提高政治地位，加强民族团结，结成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的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如违背以上誓约，愿受团体纪律制裁。[48]　“抗日战争时期，以孟村回族战士为骨干的‘回民大队’（后称‘渤海回民支队’）即曾经用过‘爱国就是“伊玛尼”’、‘国存教乃存’、‘要“伊玛尼”就要反抗日本侵略者’等口号，号召当地穆斯林参加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1940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鲁边区回民抗日大队’在新县镇清真寺门前召开庆祝成立大会，开始武装反侵略的斗争。”[49]当时，沧州清真大寺、泊头清真寺、孟村北大寺、新县清真寺、献县东辛庄清真寺、河间南大寺都成了抗日堡垒和抗日活动中心。　河北穆斯林中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清苑县的安德馨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六二六团一营营长。1933年1月2日守卫榆关南门时说：“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人欲过去，只有从我尸首上过去！”日军集结3000余人，重炮40余门，飞机8架，坦克20余辆向榆关发动进攻，安以一个营兵力与敌激战三天两夜，全身多处受伤，终因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镇江等地分别为他举行了追悼会。[50]泊头杨八里村杨玉麟是国民党某部营长。“七七”事变时驻守山西雁门关广武镇，曾嘱其家人、亲友称：“时机已到，正是我为国家、为主义、为宗教效命之时。我身为回民，定以吾教之精神与敌死战，愿在战场上归顺主宰。膝下两个小儿，望加以培养，期其成器，以继余之未竟之志。”两个月后率部与日军战于山西忻口，左腋中弹坚持不下火线，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以《杨营长玉麟忠勇报国》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沧州城里张杰阿訇“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曾先后在甘肃榆中县、徽县组织　“回民教育会”，在延安清真寺任教长，在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任代主任，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东光县丁溪野、曹奎等阿訇直接参加了回民支队，主导了回族战士的宗教生活。孟村辛宗真、沧州城里刘品一、河间县金殿杰等阿訇，都曾多次以宗教人士的特殊身份掩护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抗日战士。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跃在华北大地上的“冀中”、“渤海”两支回民支队，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囚笼战术”。冀中回民支队被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1940年八路军冀中军区为之命名“能征惯战的回民支队”，同年毛泽东主席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渤海回民支队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歼敌2500余人，多次受到军区嘉奖。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东辛庄人。其母白文冠1941年被敌人掳去，英勇不屈，绝食身亡。其本人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开赴延安途中。中国共产党中央3月17日在延安文化沟清真寺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同年，献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其家乡辛庄命名为“本斋村”。　四、几点启示　河北宗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和表现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长的宗教不一定比历史短的宗教发达，但有国际背景（即有外国财力支持）的宗教的发展态势一定强于没有国际背景（即完全自给自足）的宗教。　2、宗教界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长期的中国历史积淀而成的爱国主义已经渗透在他们的细胞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理所当然要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带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3、宗教教职人员虽然在世界观上持唯心主义，在信仰上持有神论，却不妨碍他们在政治大节上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民主主义。共产党人同他们相处，就要力求政治大节之同而聊存世界观和信仰之异。团结了他们，对于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4、宗教界有少数败类，一般情况下总是遵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清除他们或强迫他们改恶从善的最有效的力量来自何处？不是世俗的暴力，而是信仰的排他性和多数信徒对信仰的坚持。世俗政治的标准如果能同宗教教义的标准取得一致，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5、党的十六大重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51]这是对新中国50多年宗教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结合以上4点和我国宗教生态的现状，是否可以对当前各宗教愈演愈烈的世俗化趋势和基督教超常规的发展态势从立法和制订政策入手多少加以扼制呢？　完稿于2005年6月14日　6月20日修订　作者简介：

解　成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吴丕清　河北省沧州市民委　原副主任　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1]　《河北省宗教志》第1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12月。[2]　同上第54页。[3]　《河北省宗教志》第147—150页[4]　同上第206—207页。[5]　同上第208页。此数据大约与抗日战争胜利时相当。[6]　《河北省宗教志》第385—386页。[7]　《宽城县志·宗教》[8]　《栾城县志·宗教》[9]　《吴桥县志·宗教》[10]《沧县志·宗教》[11]《新乐县志·宗教》[12]《吴桥县志·宗教》[13]《新乐县志·宗教》[14]《正定县志·宗教》[15]《迁安县志·宗教》[16]《卢龙县志·宗教》[17]《昌黎县志·宗教》[18]《霸县志·宗教》[19]《吴桥县志·宗教》[20]《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2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1]《赵县志·宗教》[22]《涿州市志·宗教》[23]　杨敬之：《日本回教政策之全貌》（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1777—1793页）。　[24]　丁明俊：《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回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66—69页）[25]　马云山：《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述略》（河北人民出版社《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60—61页）[26]　同23[27]　《河北省宗教志》第151页。[28]　刘秀萍：《回族为什么能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河北人民出版社《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212页）[29]《孟村回族自治县志》第278页。[30]《栾城县志·宗教》[31]《正定县志·宗教》[32]《容城县志·宗教》[33]《深县志·宗教》[34]《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194—197页[35]《吴桥县志·宗教》[36]《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239页[37]《武强县志·宗

《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