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

内容提要：1932年，今河北省辖区道教和佛教已经衰退，伊斯兰教以回族为依托正焕发着生机，天主教在罗马教廷的集权指挥和若干欧洲国家的配合下有条不紊地向城乡各地推进，基督教借助若干欧美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开展传教活动的势头正旺。　日本对待各宗教的策略是：复兴佛教；对天主教界网开一面；设法使中国基督教会摆脱欧美各国控制而成为它手中的工具；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利用道教（主要是会道门）。　大多数宗教信徒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则在个人行为之外还有成建制的抗日组织特别是武装部队的行动。　河北宗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和表现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　2、宗教界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　3、共产党人同宗教教职人员相处，要力求政治大节之同而聊存世界观和信仰之异。　4、世俗政治的标准如果能同宗教教义的标准取得一致，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清除宗教界败类的作用。　5、应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对当前各宗教愈演愈烈的世俗化趋势和基督教超常规的发展态势从立法和制订政策入手加以扼制。　本文使用“宗教界”概念而不用“宗教”和“宗教界人士”，是因为前者外延过大，有形的实体（信徒、团体、场所、经典、科仪）和无形的虚境（信仰、心理、感情）均须顾及；后者外延过小，只涉及一小部分信徒（特别是其中的教职人员）。简言之，“宗教界”指的是特定时空状态下包括教职人员在内的全体宗教信徒。就今日河北省辖境而言，抗日战争始于1933年1月2日至5日的榆关（今位于秦皇岛市境内的山海关）战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历时12年零7个半月，是在时间跨度上仅次于东北三省的中国行政区。“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指的就是这12年零7个半月今河北省辖境里包括教职人员在内的全体宗教信徒。他们的生存状态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如何，两者作为一段历史给予当代人什么样的启示，在河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从宗教工作的角度做一番探讨，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　一、抗日战争开始时河北宗教界的概况　1995年12月出版的《河北省宗教志》是这样记述的：“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道教中出家的道士、道姑大大减少，道教的宫观田产也受到冲击……许多道教宫观被废。”[1]　“辛亥革命以后，兴办新学，河北各乡镇的寺庙，差不多都改成了学校。当时曾有民谣：‘中华民国改了良，毁佛撵僧办学堂。’　……即便是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名刹大寺，也是‘僧走潦倒满院草，殿堂楼阁住雀鸟’的荒芜景象。”[2]　“沧州一带是河北回回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河北另一个较多的回民居住区是京东廊坊一带。”“除沧州、大厂两个较大的回民聚居区外，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也都有较多的回回人居住，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此外，在张家口、山海关等地，还有部分回民聚居区。”“经堂教育在河北各地清真寺非常盛行。”“民国年间，清真寺经堂教育继续发展。”[3]　到1939年，今河北省辖境内有12个完整的天主教教区：永平（主教为荷兰人）、献县、永年、安国、宣化、保定、正定、赵县（主教均为中国人）等代牧区和顺德（主教为波兰人）、易县（主教为意大利人）、大名（主教为匈牙利人）、景县（主教为奥地利人）等监牧区，有7个跨行政区的天主教教区：北平、天津（主教均为法国人）、西湾子、热河（主教均为比利时人）、赤峰（主教为中国人）等代牧区和临清（主教为德国人）、卫辉（主教为意大利人）等监牧区。[4]“据1949年统计，河北省天主教……建有总本堂区46个，本堂区182个，有大小天主教堂5249座，其中大中教堂311座，有教徒80万人……分布在全省148个县市，7000多个村镇。”[5]　“民国14年（公元1925年）统计，在直隶的美国美以美会有教会151处、教堂103处、传教士住宅140处、中外传教士289人、信徒17170人。教堂和信徒总数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上海伯特利环球布道团来到河北，在张家口、保定、邢台、大名等地召开大型奋兴布道大会。北京马氏布道团到冀东地区积极开展奋兴布道……一时间，河北各地教会组织起几百个布道团，深入农村、街道、医院……形成了基督教在河北的传播高潮，达到鼎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河北基督教会达到886处，教堂达750余处，外国籍传教士664人，中国籍传教士853人，信徒约有7.5万人，正式信徒约.5万人。”[6]　质言之，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今河北省辖区各宗教呈现的面貌很不一样：道教和佛教已经衰退，只有少数教职人员勉力支撑着残局；伊斯兰教以回族为依托，是广大穆斯林安身立命之本，正焕发着生机；天主教在罗马教廷的集权指挥和若干欧洲国家的配合下有条不紊地向城乡各地推进；基督教借助若干欧美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开展传教活动的势头正旺。　佛教在日本国内势力巨大，因而在对华战争中复兴佛教就成了日本实行精神侵略的手段之一。近代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传入日本几乎与传入中国同步。在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争取到了罗马教廷对“满洲国”的承认，因而对中国天主教界网开一面，战争期间有数千名德国和意大利传教士在沦陷区工作。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日本无意挑衅欧美各国，之后则与欧美各国处于交战状态，这使它对欧美各国在华传教士先礼后兵，并设法使中国基督教会摆脱欧美各国控制而成为它手中的工具。日本对待其本土只有很少人信奉的伊斯兰教的策略是“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在这方面它曾煞费苦心。日本也尝试利用其本土没有人信奉的道教，但主要是在当时还不入流的会道门上打主意。　以上就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河北省宗教界所面临的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　二、日本在占领河北期间针对各宗教的不同策略及其效果　日本侵略者对待中国宗教界的态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道教　“抗日战争时期，大同观、龙泉观的道士拥护反满抗日，庙宇充作抗日人员活动场所。日军侵占本境后，将道观烧毁，有的道士被其杀害。”[7]“县城内西大街、西董铺均建有吕祖社，为道教支派，冬季多施舍粥饭，救济贫民。日军侵入栾城，许多百姓入社避难，幸免于祸。”[8]　但日本人觉得当时中国社会上相当兴盛的会道门更有用处。新编《石家庄市志》便记载：“日军侵占石门后，一些日本间谍和汉奸道士在侵略者怂恿下，争相创立各种反动会道门……”其中最典型的是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于1937年投靠日伪，曾“指派亲信爪牙张天然等分赴天津及津南各县活动”。[9]“刘德曲秉承日军特务机关旨意，由天津回沧县发展道徒。到1944年最为盛行。”[10]　“据新乐县抗日政府民国32年（1943）《一年来敌特奸细工作总结》调查，汉奸特务为日军侵华的需要，对人民群众以威胁恐吓、利诱、发证准予通过敌占区等各种手段，仅两个月裹挟入各种会道门者2万余人。民国35年（1946）国民党档案记载，仅一贯道就有485人。”[11]　类似的会道门还可列出如下几种：　“普济佛教会　……1937年传入吴桥。……它声言赤发佛（影射红军）当灭，弥勒佛（影射日伪）治世，污蔑抗日军民为‘魔鬼’，只有入道才能免除劫难。……道徒遍及全县。1942年，该会道徒转入一贯道的颇多。　“万字会　抗日战争时期，连镇沦陷，该会与日伪勾结，该会会长阎秀峰，是效忠日伪的铁杆汉奸。”[12]　“安清帮　‘七七’事变前乍兴，民国31年（1942）最盛，凡为日伪鹰犬者均入帮。”[13]　“还乡道　民国31年（1942年），发展道徒达1007名之多。道首余琴轩改还乡道为先天道，在正定大河镇（现归获鹿县管辖）设总部，组织武装少壮道徒效忠日本侵略者，搜集抗日政府情报，与共产党为敌。　“青红帮　……日军侵占正定后由齐铭德、齐呈祥父子主办，更名‘中华共进会’，后又改为‘安清会’。日本人中尾一德为青红帮石门区顾问，经常来正定‘指导工作’”。[14]　“万国道德会　……日军进关后，被日军所利用，其内部大都为日军走狗和汉奸，从事特务活动。民国23年（1934年），在北京建总会……下设分会。迁安分会于民国30年（1941年）建立……”[15]　“九宫道（弥勒会）　……最高顾问为日本人正兼菊佐。境内九官道隶天津……1940年传入，先后在万田各庄、大顾佃子……等村发展道徒。”[16]“先天道防共救国会　……总会有日本顾问……于全国各地设分会……1940年春，昌黎县李合自北京带委任状，来昌黎鸿兴旅馆筹建昌黎分会，下设4支会，其中蛤泊支会道首6人，会员36人。此会喧嚣‘反共救国会的旗帜能插遍全中国。要让八路军公开放下武器’。1943年取缔。”　[17]　需要提及的是有的会道门具有两重性，即在特定条件下主张抗日。如：　“霸县……的红枪会，民国二十一年就曾在石城等地设过坛，胡说佛法上身，可以刀枪不入，为日寇剿共‘强化治安’效劳。”　[18]　“1938年8月9日，日军百余人，由连镇进犯吴桥梁集。当地红枪会闻讯后，在牟家庵一带，奋起杀敌，但因红枪会孤立无援，当场牺牲27人……“黄沙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疑黄沙会为抗日武装，所到之处，即没收该会所有武器，并勒令停止活动。”[19]　2、佛教　日本对待中国佛教的策略一是利用已有的教团，二是组建新的教团。前者有以下例子：　“1928年，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佛教会’　……张家口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