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灾避邪与禁洋灭洋——义和拳民排洋现象的民俗学透视

义和团运动是时代条件和乡土文化氛围共同孕育的产物。特别是义和拳民带有神秘色彩的强烈排外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把义和拳民的排外不仅看成是盲目的，而且还看作是一种愚昧的、拒绝先进文明的表现，这样无疑就离开了拳民生存的时代和乡土文化的氛围。本文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义和拳民的强烈排外意识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理解。

一、华北的消灾避邪民俗

消灾避邪是华北信仰民俗中的主要目的。乡土民众信仰的神灵大致可分为“神”、“佛”、“仙”、“鬼”、“魔”、“煞”，一般说来，后三者往往与“不祥”、“灾难”相关联。鬼神崇拜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幸福安乐是神明所赐，而灾祸不祥则为鬼魂所降。尤其是凶死的鬼魂得不归宿和安宁，就会到处游荡，作崇于人间，或传播瘟疫，或兴风作浪，或鬼火淫雨，或怪风洪水等等。这种观念深深地札根于民间，形成了各种避鬼消灾的风俗。如家有外出受惊吓而神志不清的病人，家中长者便夹衣抱鸡手挥草人火把，口念“雷神爷爷行法事，渴神饿鬼快回去”，①把鬼魂看作是灾病的附带者。在乡间普遍形成了畏鬼的观念，对鬼魂“不敢偷相欺狂，怵以鬼神则悚仄不宁”。②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宁就得想办法让鬼魂安宁，于是对亡灵进行崇拜、祭奠；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怒鬼魂神灵，形成禁忌；进而以心目中的神圣物来防止或避免鬼魂的侵害；最后引入厌胜的观念，延请法力无比的神灵、道仙、巫婆神汉来制服鬼魂以达消灾的目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观念和习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消灾避邪的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在生活民俗和岁时民俗之中。禁忌是一种消极巫术，是否定性教训在人们的意识中筑起的一道防线，以禁止某种行为，避免激怒神灵降灾惩罚。广义地讲，禁忌也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方法。在民俗中，五月被称之为“恶五月”，故人们的言行举止极其注意，犹忌恶言恶语和造作等事，认为这样会带来不祥。小儿出痘，“家人口戒不吉之语，谓恐得罪痘神”；③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妇女忌针黹，恐刺龙眼”，④怕刺伤龙眼导致自己眼瞎。这些都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通过联想而形成的心理现象，从而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在华北的各类民俗中大量存在着以物避邪的风俗。如清明扫墓后，“取柳枝编小圈连环七个，悬于屋隅，以除不祥”；端午节“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师符，以禳不祥，人皆饮黄酒，并用之书王字于儿额，或涂耳鼻，或抹墙壁，取意皆在禳不祥，避毒虫”；腊八节，以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外“以禳不祥”。①在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呈现出这种巫术行为。如“邻有丧，须系红布于儿背，谓可避疫殃。遇瘟亦然，谓可免病避邪”。②正月元日这一天要“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能压伏邪气，制服百鬼。”③“以五彩绳系臂，令人却邪不瘟”；④七月，“取赤小豆，男吞一七粒，女吞二七粒，终岁无病。”⑤佩带物也有同样的功能。如春分后，宜佩“神明散，一人带之，一家无病”；⑥渡江河时，“朱书禹字佩之，能免风涛之厄”等等。⑦镇邪物的威力主要来源于它们所代表的神的力量和本身的特质与功能。比如“蒲”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⑧而“艾”也是西王母的专用仙药，⑨用它们来消灾避邪自然是会有威力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木、纸雕刻剪裁而成的某种形象具有更大的威力。如六朝梁肖绮伪撰的《拾遗记》中曾谈到一种“重明鸟”，说它“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但这种“精灵”并非时时护佑人们，而是往来不定期。因此，在“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只要“神”的形象在，就可以获得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鸟的神性不断扩大，刻木铸金亦显得麻烦，于是乎“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挑符其傍，百鬼畏之”。⑩简化为一纸画像同样可以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它避邪物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如由神荼、郁垒崇拜到桃树——桃木雕像——桃木小块——桃符——对联，其演变过程也是由繁到简，但其神力仍存，由此满足了人们的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关于“符”也是这样，应该说直接导源于文字崇拜和图形崇拜。我国最初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有艺术价值和神秘性，尔后又有《河图》、《洛书》、《易经》八卦、《洪范》九畴的出现，更加强了古人的文字图形崇拜。相传黄帝东巡至海，遇到白泽神兽，它给黄帝讲述天下鬼神之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⑾把神兽的言形画为图像，仍具有神力。早在夏禹铸九鼎时，就在鼎上雕刻和图绘了许多避邪禽兽及山林川泽中的各种鬼神图像，其目的是使百姓出门施行时，想起它们心中有一个思想准备，遇到邪崇，可以起到消灾免害的作用。⑿这些图形都是“符”的前身。此后在汉代被道家进一步发挥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巫蛊佛道及民间宗教都把“符”作为最常用最简便的法宝，遂使民俗中也大量地出现了挂符消灾的现象。道家对符图的创造神化着墨尤多，成为道教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录入的大符名目就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延命神符、九天发兵符、大捍厄符、消灾符、雷电符、采女符、治百病符、厌怪符等等，其它小符还有很多。同时，他进一步将符神秘化，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明确指出“符”是神明所授，其神效自然是灵验的了。随着道教的不断民间化，道教的观念和法术也融进了乡里民众的信仰意识之中，与原有的观念相结合，形成用符避邪的风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民俗中，消灾避邪是人们信仰和崇拜多神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一切自然灾害、病痛祸患、不意的惊吓都会危胁到人们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必须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消除或避免灾害的降临。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消灭带来祸患的根源—鬼神。因此，孤魂恶鬼便自然地被人们看成是灾祸的载体，是不祥的根源。最先是躲避它们，用各种避邪物使鬼神不敢靠近；一旦鬼神已经侵入并带来了祸患，那就必须将其驱逐或消灭。人们普遍借助于巫蛊的力量，请来神明，用厌胜之法达到目的。在广大华北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语“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是民间熟知的封神榜上的人物，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诸神，只要有他在此就不用惮忌其它鬼神的捣乱和伤害。可见，消灾避邪并非完全是消极防御，一旦到了临界点，它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勇猛无畏的胆气和精神，在神的信仰支配下去战胜恶魔。

二、义和拳民排洋灭洋的民俗基础z;06kWaDRZ#A5FA](?N,?yVYE`~/Y66WEN.COM:-nY#ZL.{qPf?Zk5n%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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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初起于鲁西北，奔泻于华北平原，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华北各地区，而这一地区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冲击较晚（但十分强烈），原有文化氛围未遭较大破坏（但也引起了文化失衡现象），因此，人们熟悉的民俗信仰观念，一直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精神源泉。论文消灾避邪与禁洋灭洋——义和拳民排洋现象的民俗学透视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侵入大约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此后20年间以及其迅猛的速度，在商品倾销和文化渗透方面深入到了华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所产生的社会冲击远远大于南方早开放的数省，从而使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破裂，大批劳动者被抛出惯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业游民。华北民众精神上的支柱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割裂了乡村社会浑然一体的文化心理状态，促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明朗化。所有这些变动使华北地区的乡里民众莫明其妙地感受到了世道的变迁和宁静生活的破坏，日益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人们不禁会思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索并不是从文明与先进的比较中出发的，而是沿着民俗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惯常思维方式而展开。

19世纪末期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续高涨的禁洋、排洋和灭洋浪潮。拳民们“不但嫉视外人，抑且禁用洋货，甚至迁怒于西人所修之电线，所筑之铁路及所居之房屋等”，①因此，“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②不穿洋布，不用洋火、洋物，“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③“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①至于洋货店、洋书、洋器见者均行焚毁，拆铁路、拔电杆等现象极为普遍。时人对义和团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由各处来（北京）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②是什么力量促使拳民如此坚决而又广泛地禁洋、灭洋，甚至在武器如此简陋的情形下，万众一心、勇不可挡地和洋人在战场上拚杀呢？这种观念和行为导源于怎样的认识呢？我们认为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洋货、洋教的深入，破坏了华北民众和谐的生活，从而生存受到危胁、安全感丧失这样一个根本的客观经济和文化原因外，在拳民的主观意识上，人们把世道的变化、生计的丧失和天灾人祸的降临都看作是与“洋”有关的事务招致的，洋人变成了带来灾祸的“孤魂恶鬼”，成为人们生存与安宁的最大危胁和万恶之源。只有避洋、禁洋、驱洋、灭洋才能恢复往日的平静，避灾趋福。

19世纪末年，华北地区天灾不断，长年干旱不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侵入到华北内地，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时人这样描述华北民众的心理：“义民之起，国内民教相仇，实由洋人把持恫鸣，百计要求，积渐遏怒，不得伸泄。……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