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提　要：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不同意见及其争论的结果等，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各有其演变脉络，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相比较而言，第二层次的矛盾是导致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对外政策/左倾/大跃进

随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1962年间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明显地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①。有关论著强调1962年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环境均出现罕见的严重局面，指出中国周边那些层出不穷的事件及其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共存的现象，并将它们置于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框架内加以分析，断定上述现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②。由此理应提出并予以清楚回答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和联系？进一步说，两者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方面，哪一个因素更具决定性？显然，仅仅罗列现象和描述过程是不够的。本文探讨50年代末60年代初，持续变动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原因、特点及在60年代对外政策发展中的历史位置。

一、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的缘起

在展开探讨上述问题时，本文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命题。第一是中国对外政策在1962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即使不是向“左”发展的转折点，至少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里首先需要阐明所谓中国“左”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因为“左”或极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这一点延伸到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本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

第二，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其主要表现即“中国革命中心论”，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看，也多少涉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①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

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此不赘述。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开始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过程中的。因此要探讨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状态。至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②。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关系，在1956年波匈事件的冲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误①。

其二，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活动等表明，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②。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苏联领导人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强调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③。

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浪潮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领导层普遍认为并且相当重视一点，即过去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间那种“猫鼠关系”、“父子关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④。"=lTWQ2T@$AA6-v"a3UR`!.Ntl`$Ni__^小学教育论文i/z:0fZ2#1k[mkN"e4| yv] )sWI

上述种种使中国领导人不能容忍苏联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被认为是以势压人的态度，并斥之为是重演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在同盟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很难想像，1958年夏毛泽东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会如此怒不可遏。他说苏联的要求使他“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⑤论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中苏关系的变化其实也就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提高达到了什么程度？苏联能够允许这种变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领导人能否迫使苏联按照他们对双方关系变化的理解，改变其态度和政策？

进一步说，中苏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曾经是中苏同盟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当这个条件改变以后，中苏同盟该如何维系？双方关系建立在何种准则之上？或者说苏联是否接受中国希望遵循的关系准则？当时没有人回答、很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抗日战争后四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外，184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结盟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以往处理国际共运中的党际关系、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同路人”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等几个方面的经验，应付中苏同盟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事实表明这是远远不够的。反之，苏联在结盟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传统，它知道在某些时候对盟友施加惩罚是维护同盟的必要手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损害甚至摧毁一个同盟。中苏同盟或更广泛地说一种全面发展的中苏关系，是当时中国全部对外关系一块巨大且关键性的基石。

一旦这块基石动摇，中国的对外关系就会出现全局性的不稳定，甚至国内政局也会随之动荡，这一点被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由于中苏同盟破裂后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的影响，中苏同盟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作用，被长期和普遍地低估了。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冲击之大，很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未曾料到的。他们对同盟动摇后处理中苏关系应遵循的准则表述得并不那么清楚，当然也就不会被苏联方面清楚理解并接受。在这样的基础上应对中苏关系恶化，必然是相当吃力的，也一定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领导人应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独特方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对同盟关系的理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从处理同盟国关系的角度看，有很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在中苏同盟开始动摇后不久，中国国内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趋势。从1957年春夏开始到195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1957年春的所谓“民主整风”，即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吸取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其目的是用“民主整风”的方法，解决社会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党的部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其二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超西方大国，并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论是“民主整风”还是“大跃进”，都以失败结束。前者导致了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后者导致了三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紧张气氛。这两场运动失败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其失败本身。就对中国对外政策的长期影响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党外和党内斗争与压制不同意见，大致确立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