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册何满子：八旬老人少年文
——记者题记
何满子，1919年生。著名学者、杂文家，浙江富阳人。解放前从业新闻，曾任记者、编辑、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社编辑，职称编审。早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后治中国古代小说，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学科。已出版的专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等二十余部学术专著和《画虎十年》、《绿色呐喊》等十余种杂文随笔集。
.写作 没有我不敢写的东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现在在写什么书呢？
何满子先生（以下简称“何”）：我现在写东西比较少了。长的东西不能写了，年纪大了，只能写点无聊小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地方发一发。都是一些杂文不像杂文随笔不像随笔的东西。不写也觉得闲着没事干，于是就写。一个月我也就是写个五六篇。
记：一个月五六篇还是有账算的，那就是平均一周有一两篇啊，先生的精力真是过人。
何：他们老是来电话催，没有办法。我这个人一写东西就容易写“凶”，他们也要，拿去还是想办法登出来了。写杂文就是这样，没有我不敢写的东西，只有你不敢登的东西。我批武侠批言情的东西，别人不一定看得进去。所以有朋友说我是成天向空气发议论，简直就是“天问”。
记：我听说何先生曾经是“胡风集团”的“得力干将”啊，这么多年来您的性格还是老样子？
何：呵呵，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是“老运动员”了。1955年我被株连，成了“胡风案”的调查对象。1957年反右扩大化我连公职也被开除了。1962年我才被“恩准”从流放地宁夏回到上海，生活费只给25元。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了。但是我这个人没有变，内心也很坦然。我没有错，你错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错了，那是你可怜。如果你明知道自己的错，却因为某些原因来对付我，那你是可耻。我很坦然的。
记：看来这也是何先生的长寿秘诀了。我还想问问一问，当年胡风和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何：什么关系？当年我成了“胡风集团”的“干将”的时候我连胡风的面也没有见过。
记：除了杂文.写作外，何先生对文艺理论的研究也相当深刻。
何：写得不算好啦。解放前我主要的工作是做记者编辑，业余时间我就拿来研究文学理论，偶尔也写写杂文。1949年以后我一边在大学里教书，一边做古典小说研究，后来一系列的运动打断了我的研究工作。之后，也就是1978年以后我才恢复了古典小说研究的工作。杂文.写作渐渐多起来还是上世纪九十年牮事情了。
学术 研究古典小说纯属意外
记：您为什么对古典小说有这么强烈的兴趣呢？
何：我小时候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我外祖父家在晚清是一个大家族，他是个洋务派，可是呢，他又不相信中国的学校，所以家里请了老师来教。有教古文的，也有剑桥、牛津的老师，中外古今，什么都教。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的。在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而且可能读的方式和角度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产生了研究古典小说的兴趣。可是呢，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东西给抛开了。文学方面的兴趣转移了，转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外国小说上去了。我记得外祖父去世这个家族散了之后，我插到当时的学校里去读高中，发觉那些老师都不行，也没没什么好书读，我就自己去读课外的书。后来抗战开始了，我到报馆做编辑、总编辑，也没有时间去做古典小说的研究。解放后我先是在书店里做总编，后来在大学里教中文，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古典小说纯属意外。
记：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那时候我在高校教书，开的课程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方面的内容。不料当时高校院系调整前对大学教师搞了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有两位老先生受不了检讨批评，卷铺盖走人了，留下的课没人教。文学院的院长就找我商量，说我读过点古书，要我勉为其难。我觉得既然如此，再加上又觉得教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更敏感，所以我就接手了。我想教古典文学可能要保险一些，所以我就开始上《中国文学史》的课。
我记得那时刚接手的时候正好讲到明清文学那一段，而小说和戏曲是明清文学的主要部分，这样我就不得不去重新阅读和熟悉明清小说和相关材料。这时候才把童年的那一段古典小说阅读经历连接起来。
记：何先生对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着力颇深，能谈谈这方面的心得吗？
何：去世了的吴组缃教授有一句话，他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我认为他说得很好。《儒林外史》直到今天还有烛照世相，特别是知识分子各色心态的巨大生命力。可是呢，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里头的几种经典性著作中，《儒林外史》是最受冷落的一种，以至鲁迅要为之抱不平了。鲁迅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实际上，吴敬梓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家中传统文化修养最深厚的一个了。而且他又是古代小说家中理性思维能力最卓越的一个。他的创新精神也很突出的。你想啊，他抛弃了传统小说中英雄神怪才子佳人的惯常人物，而是着眼几个知识分子，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呢，《儒林外史》不可能像其它古典小说名著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它要求读者也具有较高的阅读水平。
记：除了《论〈儒林外史〉》，您在那段时期还写了哪些东西呢？
何：我还写了《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以及《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两本书。这三本书是在一年中完成的。这样我就转到古代小说的研究上来了。
记：除了古典小说研究，何先生还曾经做过哪方面的学问呢？
何：我这一辈子经历太多，基本上没有坐下来好好做学问。唯一算得上认真下了功夫的应该是民俗学方面的。我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搞观世音菩萨的研究，什么佛书、史料、灵验记、道场地志、宝卷等等我都收集研究，做了不下一千张卡片，两百张佛像照片和拓片图像，还写了十多万字的初稿，梦想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让我自由支配，把这本涉及宗教、哲学、民俗、文学、美术、文化交流等等内容的大书完成。哪晓得1966年“文革”一起，红卫兵把这些东西一扫而空，从此绝了我专心治学的梦。
鲁迅 我一直关注他的忧虑所在
记：我看何先生的书架上鲁迅的书不少。作为一位杂文家，您是怎么评价鲁迅的？
何：鲁迅的作品我最早读的是《野草》，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哪里真正读懂了鲁迅啊。接着我又读了《彷徨》、《呐喊》两本小说集，其中最让我动情的是《故乡》、《社戏》这些。我是浙江人嘛，所以对那些带有江浙乡土味道的东西很感兴趣。
记：这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最开始接触的也是鲁迅的小说。
何：集子里的《阿Q正传》、《伤逝》我也读得很上心。可是呢当时我并不能体察出里面的深意，我是到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好几年的流浪生活才逐渐觉悟到里面的意义的。
记：那后来您才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杂文。他的杂文对您的影响大吗？
何：应该说很大。我记得1939年我在西安流浪的时候曾经向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杂志投稿，后来朋友告诉我《黄河》的背景不简单，其骨干是鲁迅所批评的“民族主义文学”派。我赶紧去找谢冰莹退稿子。刚巧在她桌子上看见一本《且介亭杂文》，据说是从沦陷区的上海寄来的，我就向她借了来。借了就没有还，还爱不释手。
1946年我回到南京，我才有了一套布面的《鲁迅全集》，二十卷。那简直就是我的镇宅之宝啊。可是1961年当我因为“胡风案”被流放到宁夏的时候，却不得已出让给了当地的文化馆，心疼得很。很想想，那时候我是流放的罪人，连读书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哪里还有权利保留一套《鲁迅全集》呢？1978年我回到上海有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这套《鲁迅全集》，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十六卷。它成为我案头必备的书籍，我现在还要经常温习，不敢懈怠。
我有一个似乎不合逻辑的说法，那就是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伟大，但是鲁迅不同，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人格而伟大。从我认真读鲁迅以来，我就一直关注鲁迅的思考所在，忧虑所在，这实际上也是我写杂文的根本落脚点。
记：关于鲁迅，时下对他的争议似乎多了起来。
何：对鲁迅的争议实际上也可以看成对杂文精神的争议。你看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是武侠，是言情，是余秋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还有的人说鲁迅的性格“偏激”，那是因为鲁迅太了解当时中国的黑暗了。现在有人把他和林语堂、梁实秋做比较，就说鲁迅偏激，那是对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和周遭情势不了解。
记：除了鲁迅对您的杂文.写作有着很大的影响外，胡风也是一位。
何：可能胡风对我的现实际遇的影响更大一些。（笑）
成都 收获了爱情的地方
记：何先生今年多少岁了？从您的白发和健康的脸色中我得不出结论。
何：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准确地说是八十四岁零九个月。看着还健康啦，实际上不行了，尤其是腿不行，走不长路。我这个人一直烟酒不断的，以前是个“三不主义者”，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只是有空散散步，现在腿不太好，路也走得少了，没办法。去年我进了医院，医生说我有点脑梗塞，可能有脑血栓什么的，结果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只好把酒给戒掉了。医生说现在顶多只能喝点红酒。
记 《第二册何满子：八旬老人少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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