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华：“清官”研究——羊续悬鱼，沽名钓誉？！

这个题目乍看有唐突先人的感觉，但笔者却认为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崇敬清官的民族，这主要是几千年来专制制度所造就的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廉洁奉公的人民父母官实在少之又少。他们的事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人民所广为传颂——这一点包公尤为突出。他甚直被人民尊奉为能降妖捉怪、无所不能的神仙。可见，人们对清官寄予太多的渴求与期望。

笔者并不是研究历史的，也并不想为早以盖棺定论的历史结论翻案，但是我们研究“清官”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和公正的结论。

羊续是东汉末年中国历史上一位为史书所极力称颂的清官，其事迹甚直被编为成语故事而广为人民所传颂。但笔者却难以苟同，现提出二、三疑点与大家共同探讨。

（1）江夏发生匪患，盗贼蜂起作乱，朝庭派羊续继江夏大守之职，居然迅速平息了匪乱。那么他依靠什么力量？首先应该是取得下层官僚的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但在东汉末年，皇帝公开买官鬻爵，贪污贿赂、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下，他依靠什么来取得部下的信任和支持？那种环境下仅仅依靠自身的廉洁只会起到反作用，官僚阶级会把他当成“异端”而逐渐疏远与他的关系，甚直会把他架空。礼尚往来只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所以笔者认为“羊续悬鱼”只能是做些表面文章罢了。否则的话，他在江夏长久呆下去就很困难，更不用说平叛了。　（2）妻子、儿女来找他，因生活贫困不能供养而打发他们回了老家。据史载，羊续平时弊衣薄食、车马羸败，生活极其简朴。那么，他的俸禄哪里去了？笔者对历史的研究并不深刻，无法得知东汉时期的官俸到低有多少？但无论如何，作为地方大员、一方太守，养不起自己的妻子儿女，绝不是因为官俸太少。看来是另有他用，是救济百姓？还是官场应酬？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

（3）差点位列三公，居太慰之职，只是由于贿银拿不出，只好做罢。笔者就更加迷惑了：据《三国志》载，东汉末年，汉灵帝只知道卖官捞钱，“十常侍擅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诛”。张让怎么选中了羊续居太尉之职呢？如果为了捞钱的话，就更不应该选象羊续这样不会投机钻营、巧取豪夺捞取好处的人。据《资政通鉴》——汉纪回十八载，中郎将张奂，平定境患，“奂论功当封，以不事宦官故不加封，唯赐钱十十万除家一人为郎”。既使张奂立下大功，因为不依附宦党，也得不到提升；而钜鹿太守司马直因拿不出贿银，又不忍心割剥百姓，于是就愤然服毒自杀（《后汉书、张让传》有详载）。我想司马直实在是被逼无奈，除非万不得一，绝不会走自杀这条路。而羊续竟然轻而易举的就回绝了。看来，羊续与十常侍关系至少不坏，才有可能被当选太尉之职，才不至于遭到祸患。而与他们搞好关系，单靠嘴皮子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实质的金钱贿赂。可见至少的官场应酬是必须做的，只是没有依此来搜刮老百姓罢了。好在当时没有受贿罪，否则的话，恐怕羊续也难以逃脱干系。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牵强附会、危言耸听，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我们比较明代三大“阉党”势力集团，就可得出结论。王振是明英宗时最为显赫的权阉。据《守溪笔记》载，当时英宗不直呼其名，而呼其为“先生”，公候勋威呼其为“翁父”，文武百官见了王振“皆候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王振的对人原则：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在王振生日不去拜访，王振逐以“砍文庙前古木为不敬”之名拘罪李时勉，并置百枷于李时勉身上，若不是皇太后出面干涉，李时勉必死无疑。监察御史李俨因仅见王振“不跪”遂被捕入锦衣狱，后谪戍铁岭卫。而武宗时权阉刘瑾更是擅作威福，骄横恣肆，朝庭大员和自己没关系的一律排斥，或勒令致仕或坐事罢免。又令各地镇守大监索取进俸，论地方大小，分等进献银两。对于索贿不成，或献银不足者，刘瑾往往“因中以法，欲置之死”（《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翰林学士吴俨，家资殷厚，刘瑾“尝有所求，俨不与”（同上），逐借故将其降职。平江伯陈熊，对刘瑾的公然索贿不理，刘瑾恼羞成怒，竟欲将其处死，后因其他大臣相求幸免于难，但刘瑾还是将其夺爵抄家，谪边充军。当时官史的任免原则就是以行贿多少而定，少者则贬斥，多者则擢升。而恶贯满盈，罪恶累累的魏中贤更是上至大学士九卿，下至郡县官吏，都是魏中贤清一色的私党。几乎一切异已，排斥净尽，真正做到“朝署一空”。魏中贤所掌东厂，骄横肆虐，所至动辄索金数千，索贿不成，滥兴大狱。故在魏中贤擅权时，朝庭上下、文武百官，往往以进献珍宝、金银自保，否则，就难免遭受其害。

张让残害忠良、为害朝堂、祸国殃民的劣迹并不比这三者逊色多少。

纵观中国历史，又有哪个朝代不存在十分严重的结党营私呢？无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还是朋党之争。朋党政治是历代王朝都深恶痛绝的事情，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实专制制度下最大的党派就是皇帝党，只不过其利用掌握的权力把其特权从各个方面固定下来。由于其实质的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力量来自本阶级内部，这种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方式促使了官吏们必须“结党”才能自保和发展，随着权力和势力的逐渐增大，监督和制约的力量就会愈来愈不起作用，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无法控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来平衡这种行为，而权力中心只能有一个，于是残酷的争权斗争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专制制度下朋党斗争始终是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最终结局只能是要么被消灭掉，要么变得更加强大。

可以看出专制制度下朋党政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的不可抑制性，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可谓大矣。

首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一旦朋党政治形成，形势就很难逆转，因为一个党派的消失是以另一个或新的党派（也可能是皇帝党）的崛起为条件的，而且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只有这样才具备抗衡或消灭另一个党派的实力，所以朋党政治一旦形成，就会象单摆一样，权力中心在不同的新旧党派之间摆动（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皇帝也会产生不同的权力中心）。一般情况下时间愈长，振动就愈激烈，危害就愈严重。在那种环境下，要保持中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不随波逐流的立刻就会遭到排斥。一旦“结党”成了官僚和政客生存的首要条件，所有的仁义道德、君臣大义、法律制度都会排在后边：“以德治国”几乎是历代王朝都身体力行的事，可惜却没有一个取得成效的。最后结果不都是官吏朋比为奸、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败成风吗？%k% p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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