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的背后（2）

从毛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赫鲁晓夫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低的姿态，这只不过是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果，不但不值得尊重，反而可以把赫鲁晓夫的温和谦虚视为软弱可欺。毛泽东在1960年的北戴河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蔑视地把赫鲁晓夫称为“银样蜡枪头”。（168）毛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过去在斯大林面前从来不敢公开挑战，现在终于找到了挑战对象。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执政党，但斯大林在世时毛即使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赫鲁晓夫给了毛及中国共产党登台演出的机会之后，毛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食髓知味”，看到了争当领袖的种种“良机”，自然就不会再安分下去了。

“中苏翻脸”发生在大跃进全面摧毁了国民经济之后，全国百姓嗷嗷待粮，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可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真正热衷的却不是救国民于水火；相反，毛泽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花了大量时间去开会反覆讨论几篇批判苏共的文章，逐词逐句反覆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干起了耍嘴皮子、摇笔杆子之类的工作。为什么舞文弄墨会成为政治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呢？他们并不是故意不干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后有大图谋——为毛泽东争国际共运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高层看来，这比国计民生重要得多。 《“中苏大论战”的背后（2）(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