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的背后（2）

毛讨厌斯大林，却对斯大林主义情有独锺；捍卫斯大林主义，其实就是捍卫毛坚持实行的“阶级斗争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毛会如此地怒不可遏。这样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要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斗得你死我活。这从他与苏共领导人的对话也看得出来。1965年中苏论战刚降下帷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访问越南的机会路过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下述对话中“柯”代表柯西金，“毛”代表毛泽东）：

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谈谈呢？

毛：你们说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马列主义分成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毛：......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915－916）……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916）

2.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蜜月期”

尽管毛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之举极为不满，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笑脸相迎、握手言欢；正是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一段“蜜月期”。当然在“蜜月”的背后是双方十足的机会主义态度——因为彼此还需要利用对方，就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搁在一边。按照吴冷西的官式说法，赫鲁晓夫上台后想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于是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点（6）；而中国共产党则为了苏联政局的稳定而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94）

其实，吴的书还透露了中国共产党不便明说的真实意图。当时毛及中国共产党正热衷于到国际共运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国际共运中风云突起，为毛及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恰在这个时刻，赫鲁晓夫驾驭国际共运时却有些力不从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说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铁桶般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出现裂痕，这个阵营内部的离心力正在滋长，而赫鲁晓夫却缺乏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他后来曾多次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95）。正当赫鲁晓夫曲意拉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恰好想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双方一拍即合。在这种背景下，毛一再称赞赫鲁晓夫，说他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有点实用主义”。

1956年波兰发生了起义，苏共倍感棘手，于是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波苏两党的会谈，商议按照《华沙条约》对波兰出兵的问题。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商量，会后毛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卧室，自己穿著睡衣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冷西的描述是，当时苏联大使直紧张出汗，连说“是、是”。（40）接著毛又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前往莫斯科为苏波双方“劝和”。“此后，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里开会，研究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商量我党代表团与苏波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45）苏联最后未出兵，波兰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曾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感谢，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46）　10年后毛泽东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当时苏联没有向波兰出兵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表态产生了影响。这次“劝和”的另一收获是，苏联同意发表一个声明，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今后要根据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5]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继“波兰事件”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毛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演出的又一个好机会。当时苏共原打算把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正在苏联，中国共产党警告苏共，这样作要犯历史性错误。当刘少奇等回国时赫鲁晓夫前去送行，他与刘少奇同车赴机场并在车上告诉刘，中苏两党会谈后苏共中央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

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舞台上表演的机会，毛及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时，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虽对此做法有看法，但以这是苏共内部的事为由闭口不言，仍然竭力支持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则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作为报答。

1957年12月毛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这是毛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史中最得意的时刻，也是中苏“蜜月期”的高潮。“这次毛主席访问苏联，与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威望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著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从发表『论无产阶级政治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苏联的”。（93－94）在大会上毛作了3次发言，会议期间不停地穿梭外交，表现出十足的“明星”丰采。

在这次会议期间苏中两党俨然并肩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领袖。最让毛泽东得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131）。毛对赫鲁晓夫的回报是，在国际共运家族中率先提出要以苏联为首，其实那时正是毛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指责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的时候。为了得到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毛并不在乎与“修正主义者”相互提携。那次会上，双方确实合作得亲密无间，毛与赫鲁晓夫商定，由中国共产党出3人、苏共出3人，双方包办会议共同宣言的起草等事宜（100），全然不考虑还要不要尊重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原则。

但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以苏联为首”，波兰、南斯拉夫等执政党均表示反对。波兰的哥穆尔卡既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赞成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组织类似“第三国际”那样的机构，甚至连各国共同出一个刊物都不赞成。（103）然而，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再三对这些国家做工作，要他们认同他提出的“要苏联为首”的主张。毛解释说，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情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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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开始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论文“中苏大论战”的背后（2）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但赫鲁晓夫与毛之间的“蜜月期”毕竟是短暂的，彼此对对方的态度很快都发生了变化。对赫鲁晓夫来说，在国际共运这个舞台上，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前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利用价值最大，此后赫鲁晓夫虽然为了保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而不会与中国共产党过不去，但他也不可能再给毛及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好处了；而走上了国际共运舞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雄心勃勃，得寸进尺，急于充当真正的“国际领袖”，在赫鲁晓夫面前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实际上毛及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要让“苏联为首”，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只是个为其实用主义目的服务的集团，毛的意图是让苏联充当反帝和与美国对抗的“老大”，这就是毛1957年力主在“莫斯科宣言”中写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这种强硬的反帝立场当时便遭到波兰等国的激烈抵制。正因为毛坚持对美国的这种立场，导致他极度反感赫鲁晓夫提出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建设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新外交思维。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有如下回忆：“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吴旭君引用了毛私下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真心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著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子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6]所以，毛领导下的中国始终不肯加入“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问题闹翻后，罗马尼亚党代表团前往北京斡旋，并提出要中国加入“经互会”，中国方面始终回避这一提议。

杨奎松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确实比斯大林谦虚得多，也小心得多。……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7]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8]他指出：“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份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