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的论析——基于雅典城市的评述

中文译为“城邦”的“波里斯”（πολιs，Polis，City－state，）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作为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古代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结合周围农村地区而形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共同体。“公民集体”（acitizencommunity）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邦的本质所在①（①此处有关城邦的认识为笔者综述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先生之教学所得。同时可参见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and　NewYork，1991，p．272。）。波里斯（polis）用以指城邦时，虽然含有城市国家之意，但是并非所有的城邦都是城市国家。有城市的城邦既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无城市的城邦则不是城市国家。城邦绝不等同于城市国家。城市国家只是城邦的一种形态，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②（②城市等同或混同于城邦的认识，并非仅见于中国学者，国外自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此观点者也非少数。对此，可以从《牛津英语辞典》中窥见一斑。详见J．A．Simpson　and　E．S．C．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ⅩⅡ，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29，Polis词条。国内有些学者也用“城市国家”指称亚非地区的早期国家，“城邦”则是指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发展完备的城市，包括城与市两个基本要素。城指城堡、城垣，是军事或宗教中心；市则指市场，其最初是公民集会的公共场所，后也发展为商品交易之所。城市只是城邦的一个部分，是人类居住的、有别于乡村的另一特定界域的自然空间。只有形成公民集体的城市国家，才是典型意义上的城邦。“城邦主要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国家，并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城市，因而只可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当它逐渐扩大，比较稳定地拥有更多的城市、领土和人口时，也就不成其为城邦了”[1]（pp．360～361）。雅典城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不仅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没有城市的斯巴达之所以也是城邦，就因为其具有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公民集体”，但斯巴达不是城市国家③（③古希腊人早已认为公民集体是城邦的核心。例如，亚里士多德言：“城邦不论是何种类型，其最高权利属于公民集体，公民集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见Aristotle，Politics，Ⅲ，6，1278b9～11。）。已故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撰文认为，斯巴达“名为城邦，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城市，没有城墙，没有街道”[2]（p．34）。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参考。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　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　meager　occupations　of　the　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2世纪后半期，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半岛，迈锡尼文明衰亡。所幸的是，多利亚人并没有侵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和平环境有助于雅典城市的产生。

尽管米诺－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历史的关系很难明晰而又准确地述说清楚，但是，米诺和迈锡尼无疑可作为西方古代城市的前身，“米诺城市以宫殿和用于节日及政治集会的公共场地（即早期的阿果拉）为中心。迈锡尼城市则是附加有防御工事的城堡”[7]（P．2）。只是古代爱琴海地区并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甚至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古城德尔菲（DELPHI）即是如此。即使在平原地带，城市建筑也必须挤占耕地。城市的规模极其有限。

及至荷马时代，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感悟到迈锡尼时代或该时代以后的宫殿与城砦的情景，发现希腊城市所具有的双重遗产———迈锡尼时代以后的堡垒和当地的山村[3]（P．158）。这说明古希腊城市的源起，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即是城堡或市区（POLIS，ASTY）。部落首领或“王”占据城堡犤8犦（P．162）。关于POLIS和ASTY二者的区别，格劳茨认为，“高城市起初称为POLIS（ΠΟΛΙΣORΠΟΛΙΕΘΡΟΥ），同时，较低的城市称为‘阿斯提’ASTY（ΑΣΤΥ）”[9]（PP．10～11）。“波里斯（POLIS）是由村落联合而成的。在拉斯第孟（LACEDAEMON），斯巴达是由四个村落联合组成的。在阿果斯，它包含了拉里萨（LARISSA）的两个城堡和阿斯匹斯（ASPIS）以及一个由多利亚人3个部落组成的城堡。在克里特，POLIS由兴起于肥沃山谷之上的所有的高地组成”[9]（P．13）。雅典人常常将雅典卫城（ACROPOLIS）简称为波里斯。因此，POLIS或ASTY既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也是平常部落集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阿基琉斯战盾上所锻铸的两座城堡或城镇，则是战争及与平时两种不同社会生活景况的具体表征。城堡的外围多是一片农野或乡村，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德莫”（DEMOS）。据此，荷马时代的城堡或城镇，实际上包括城镇和乡村，其居民是指城堡内外的所有人。城堡或城镇的统治者为巴赛勒斯（BASILEUS，意为“王”），某些王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堡或城镇。战时，BASILEUS是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管带。《伊利亚特》在记述阿基琉斯时写到：“他任命了五个首领作为属下辅佐，分别指挥队伍，他自己统率全权。”[10]（PP．171～172）王所居住的城堡实则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论文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的论析——基于雅典城市的评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Ibw/"
Ku4Ud0v]U]x0f? s(9N-P`电子商务毕业论文A@l2TROLu.cU?
GDTuF]0

由此可见，自卫（SELF－DEFENCE）也许是古希腊城市产生的第一要素，“甚至从最初开始，城市就占据小山，乡邻们据此可以免受敌人或盗匪的威胁”[9]（P．18）。早期的城市实则是城堡，卫城几乎都墙ㄔ谏缴匣蚋?叩胤降囊桓龀潜ぃ╟ITADEL），是城市中最易防守和最高的据点，经常是受困者最后的避难之所。卫城（AKROPOLIS，ACROPOLIS，）即意指“城市中最高的地方”。古希腊大多数城市都有占据高地的卫城和地势相对较低的城市。当城市被占领时，卫城时常成为外侵军队的营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作为设防中心的村落或聚居地，差不多在荷马时代后期，雅典也出现了设防的部落中心———卫城。雅典卫城建立于一个山冈上。周围是一些居民点。卫城是附近居民遇到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和宗教祭祀的地方，后成为巴赛勒斯的驻地。最初，雅典卫城与阿提卡其他地区的城堡同步发展。雅典城市即是从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诚如中国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所言：“雅典卫城在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的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4]（P．44注释①）古典时期，卫城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主要是宗教建筑所在地，其中以雅典卫城最为著名。格劳茨（G．GLOTZ）是这样评述卫城的：“卫城，有无数个词语来描述它的特征———它的悬崖绝壁、它的厚重、它的高塔、它的大门；进一步地说，因为它包含了城市神灵的圣庙和王宫，它是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