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科举制度的观念基础

摘　要:　面向社会选取统治人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取士观念的形成得益于早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若干因素，随后成为支配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并构成了各种形式取士制度，如察举和科举的观念基础。取士的观念作为一种长时段观念构成科举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科举；观念史；长时段

On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HEN　Hong-ji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Recruiting　talents　for　the　empire　w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ancient　Chinese　reigning　theory.　Sever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had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mechanism　for　civil　recruitment　which　had　later　become　a　fixed　pattern　of　thinking　for　the　dynastic　rulers　and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various　recruitment　systems　including　the　“scrutiny　method”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idea　of　recruiting　“shi”,　as　a　conception　of　longue　durèe,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longev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ongue　durèe

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取士的观念

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

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取士观念的形成论文取士：科举制度的观念基础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中，取士的观念何以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长盛不衰？以下试从观念来源和相关历史因素来回答这一问题。J?@\d0v+F3ly6*'j ,UlHF.(9=CS4y% 英语毕业论文=~k#WA,8&;{XZ$6wF\n."`

从观念的角度看，儒家的思想是取士观念的主要渊源。这不仅是由于儒家本身强调选贤任能，更主要的是，儒家为后世创造了一个三代这样一种选贤任能的理想社会。如商汤王访求到“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在他的辅佐下灭夏而得天下。商高宗武丁访求到为人筑墙的傅说，拜他为相而天下大治。周武王访求到渭水边的钓鱼老头姜太公，拜他为相而灭商得天下。周公更是爱贤心切，可以中断洗头或吃饭数次，以礼遇来访的贤能之士；而且根据《周礼》，西周“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由于儒家学说日后的特殊地位，这种儒家的理想社会就成为后代统治者心想往之的社会秩序，古人求贤用贤的佳话也就成为他们效法的样板。刘邦在下诏求贤时，就援引这些著名的事例，他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12]隋文帝杨坚也用三代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求贤用意，他说：“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乐，虞舜睿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13]

在儒家看来，贤人散布在社会之中，藏之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闭之所”[14]，统治者应当努力地去发现他们。而且，贤者出仕，野无遗贤被视为君主贤明和世道修明的表现。反则预示着统治面临危机，濒于灭亡。董仲舒认为，在“逆天暴物”的殷纣时代，“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15]。这使得统治者将求贤看作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长治久安的政治任务。由于儒家自汉代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而儒家的选贤观念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之术的一项核心内容。正如金诤所指出：“儒家加工出来的这些传说，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它们揭示出一个真理：默默无闻的下层社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统治者必须善于从中发现并选拔出才智之士，才能发展并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很早就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他们才能够逐步创立并完善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并与之相依为命地共同走完其历史旅程”[16]。

但是，取士观念虽然扎根于儒家的思想资源之中，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得益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说，特定的历史因素选择、并强化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