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历史上的劳资矛盾及欧洲现代国家的建立

我们前面一直说的是坐寇性统治集团和工商业者们的关系，但是，在工商业者中又有资方和劳方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矛盾构成了自中世纪工商业产生以来直到近现代欧洲社会发展的另一条主旋律，这个矛盾得不到缓解，欧洲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做一分析。

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

从中世纪中期欧洲工商业城市出现和发展以来，劳资冲突就一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在商品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中，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各人所拥有的资本是不同的，劳资双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开来。虽然区别开来，但劳资双方都承认、接受、服从、遵守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准则，并认为这种准则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原则。

只要有工商业，或者说只要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分化：有人拥有一定的乃至大量的资本，有人则没有资本。在工商业社会中，显然，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也就是资本家，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占据更中心的位置。

在欧洲工商业城市发展前期，每个城市中的这些早期的资本家们都组成了一个“商人行会”，实际上就是资本家行会；正如后来工会是工人们的组织一样，“商人行会”就是资本家的组织。作为工商业组织的核心人物，在对抗国王和当地的贵族领主的斗争中，在各个行会的建设中，在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活动中，在城市设施的建设中，这些早期的资本家都起了领导作用。而在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方面，他们更是一马当先，取得了一系列令他们自己欢欣鼓舞的成就。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谈他们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组织性力量，去尽量压低工人们的收入、挤压工人们的利益的。

他们利用行会这种行业组织来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改变行会的章程，他们不断提高行会的入会费，并要求工人必须完成一件杰作”才能成为行会师傅，而“杰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工人们越来越难成为师傅，但是现有师傅们的儿子却能通过特别规定轻易成为师傅，这样一来师傅身份就逐渐变为世袭的了。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为了排斥较低等级的工人，不让他们进入行会，从而保证他们对行会控制权的垄断。而那些没有了组织的工人们，就成了散兵游勇，对付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些师傅——也就是早期资本家，现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把工人的报酬固定在很低的水平上，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则固定在很高的水平上，在夏天会长达16个小时，比今天珠江三角洲上很多企业的工人工作时间还要长。由于工人在学徒期间是不领报酬的，所以师傅们就不断延长学徒期，在行会的早期，学徒期是二三年，后来延长到四五年，乃至更长。

他们利用城市政府这种政治组织来扩张自己的利益。在那时的欧洲工商业城市中，人们之间发生最多的是经济交往，在交往中最起作用的是商品和货币原则，在社会上最有力量的组织是经济组织，而资本家无疑是这些交往方式、关系原则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人物。利用这种核心地位，他们进一步把持住城市的政治组织。亨利·皮朗说：“在整个西欧，上层市民阶级从一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城市生活的主要基础是工商业，凡是促进了工商业的人，无可置疑地要支配城市生活，这个现象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在12、13世纪时，从最著名的商人中产生了贵族政治到处控制着的城市政府。这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政府，在很长的时间中，这种政府具有阶级的一切特征、能力、敏感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忠诚。这种公共利益与他们的私人利益是吻合的，并且是他们私人利益的主要保障。……这个制度必然把工人的所得减至最低限度。”1

这样，资本家们既控制了行会、又把持了市政府，他们成为了“双高”人士：经济地位高、政治地位高。这些富裕的、有着显赫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资本家们——或者叫上层市民——构成了一个城市贵族集团，他们可以同时利用经济和政治两种组织性力量为自己谋福利。他们用政府法令的形式，禁止工人罢工，禁止工人结成工会，并坚决支持行会师傅们制定的压榨工人的各项规章制度。

这样，在城市贵族和下层劳动阶级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广大的工人及下层民众，虽然对城市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所分得的财富的比例却非常之少，他们看到的是资本家及上层市民的富裕、悠闲和特权，感到的是资本家及上层市民对自己的重重压榨。对这样一种社会权利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渴望改变，如果和资本家讲道理讲不通，就不和他们讲道理，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在14和15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城市都经历了劳动阶级的起义和“骚乱”，这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们，起来反抗资本家、经纪人、出口商。而城市里有钱有权的资产阶级们面对严峻的形势，并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贫困的劳动者们，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打击。

在普鲁士，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反抗不断，而资产阶级们的镇压也从没有放松过。1358年，普鲁士各城镇的富裕市民的代表们起草了一份严厉的法规，规定：谁要敢罢工，就割掉谁的耳朵。在伦敦，1387年，一些工人组织了兄弟会，要有组织地反抗行会资本家，而市政当局立刻颁布了新的法规进行压制。在汉撒同盟的不伦瑞克市，工人们反对市议会的暴动取得了成功，一些议员被杀，一些被流放，汉撒同盟立刻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不伦瑞克市的所有商人被排除出汉撒同盟的市场。这就立刻切断了该市的命脉。工人们只得让资本家们重新控制市议会。在法兰德斯，织工与漂工一直有着很好的组织性，于是，在13世纪末，他们在各个城市相继暴动，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和收入，资产阶级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武装冲突长期而激烈，双方都牺牲了很多人，最后导致当地的呢绒业衰弱，很多人被迫离开法兰德斯到别处谋生，斗争才告结束。

我们稍微多谈一点佛罗伦撒。她是那时欧洲工商业最发达几个城市之一，而她的阶级斗争同样激烈。在14世纪初，佛罗伦撒的工人们试图组织工会，但掌握着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即制定法规予以压制。工会被资产阶级称为“秘密集会”“阴谋者”“密谋者”，1324年的一则法令写道：“由于在合法的托辞下经常发生起义，所以未经共和国政府认可，任何群众团体或协会都不得成立”。被资本家控制的羊毛行会章程上说：工人的团体和联盟是与圣保罗有关兄弟之爱和基督教的仁爱的训戒相对立的。1345年，10名羊毛工因企图组织工人而被处死。

终于，在1379年到1382年，佛罗伦撒爆发了“褴褛汉起义”，暴民们在城中烧杀抢掠，全部工商业都停止了活动，暴怒的起义者们冲进了议会大厦，并组织起新的市政府，但是不久，资产阶级就反攻成功，起义者们或被流放，或被处死，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再次控制了市政府。-Q_7$("]ypP9]k;{f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