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視野的拓展與當代中國史學

而追求西方列強所具備的「文明」內涵，而如何使當時的中國由天朝體制，轉為近代主權國家，成為迫切的問題，也引發了至今仍未合理解決的文化問題，當時如梁啟超在《新民說》及眾多文章中力言，若民族主義能推動西方國家富強，也必然能夠富強中國。[18]在救亡圖存壓力下，民族主義在中國日漸興起自屬必然，與日本不同的是，由於對內「反封建」試圖更新傳統政治社會結構，自由主義及民主制度，也是晚清以來知識份子引介西方思想的重點，嚴復（1854～1921）甚至認為「自由」與「國力」相關，[19]　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帶動中國真正的富強，於是德、英、美、法和民國以後的蘇聯，就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如章太炎（1868～1917）、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嚴復等人所建構不同「國族」型態的原型，民國以來，國、共兩黨所選擇的不同政治路線，也可以作如是觀。「民族」、「民權」、「民生」這一組西方的現代化概念，在中國的落實，顯然與當時歐美及日本，有著不同的發展趨向。 《世界史視野的拓展與當代中國史學(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