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末年南迁之议

崇祯末年，明廷岌岌可危，其时有太子监国、迁都南京之议。审时度势，南迁本是可用之策，却被末代君臣付诸阙如，致使明王朝欲苟延残喘而不能。反思这段历史，令人为之扼腕。

崇祯急欲南迁

南迁之事率先由崇祯提出，缘由清军再次入塞。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由墙子岭（今密云北）分道入塞，数月间破蓟州、真定、河间、临清、兖州、海州（今连云港）、赣榆、沭阳、丰沛等地，沿途大肆掳掠，所至残破。于次年四月北归时，计掠府州县八十八，俘口三十六万九千余众，牛马五十余万头，获金万二千二百余两，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余两，珍宝缎匹八万余。清军北归时，其声势震动京师，仓促中崇祯召周延儒督师御敌。行前，“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命无泄。”①这是最早见于文献的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故暂作罢。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改元大顺，遣兵东渡入晋，志在灭明。形势危急，明廷再起南迁之议。此时右庶子李明睿等奏请南迁，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从襄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②《平寇志》卷八载：“正月壬辰（初三），帝召中允李明睿陛见，　……屏左右，趋近御案前，……言：‘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帝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问中途接济，曰：‘不如四路设兵，……皇上可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夜初漏，又召明睿进内，近御案前，问：‘急欲行之，谁可接应？途中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明睿奏曰：‘济宁、淮安，俱系要地，不可不设官，……皇后虽间道微行，两处扼要，务要预防。’又问何等官衔，明睿奏须户兵二部堂上官。……漏下二鼓，明睿始出宫。”夤夜禁中召对，有明一代尚无前例，此正说明崇祯急欲南迁。大顺军主力进入山西之际，明廷对南迁事宜亦在加紧筹划并作详密布置，如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京沿途察看水陆士兵舟马之数；又密旨命天津巡抚冯元颺秘密准备漕舟三百停泊直沽口待命,一俟河漕解冻即启程南下。又以张缙彦为兵部尚书，袁继咸代吕大器为九江总督。等等。

二月初一日，大顺传檄到达御前，檄文有“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之语，君臣上下甚为恐慌。二月间，大顺军刘芳亮部既定卫辉等豫北三府，已出河北，二月廿六日取真定。此即《烈皇小识》卷四所云京师“时传闻闯贼已南下”之所指。《明史·李邦华传》载，李自成主力部队抵山西时，“邦华密疏，请帝固守，而太子监国南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而行，将行其议。中允李明睿，亦疏言南迁便。”而给事中光时亨等多数大臣持反对态度，《明史稿》记光时亨驳议时有如下情景：“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诸臣嘿然。帝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遂拂袖入。”可见崇祯对光时亨等阻挠南迁诸臣十分不满。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召群臣议战守之策，李邦华、项煜、范景文等再请南迁，这时，已是罢而不议了；二月廿八日，李邦华、项煜、范景文等又请南迁，崇祯怒曰：“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南迁问题遂作罢。三月初四日，“驸马巩永固面奏：‘贼势猖獗，官兵畏贼如虎，祈简才望大臣，重守都城，圣驾南行，征兵亲讨。臣号召京畿义勇，可得十万众，扈从启行。’上意不决，诸臣皆言其诞妄。”③至此，崇祯坐失了南迁的最后机会。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已兵临城下。崇祯忽又发南迁奇想：“上密召巩永固曰：‘卿向劝朕南行，今尚可及乎？’永固曰：‘今无及矣！暇时人尚易集，今事急，人心已去矣。’”④情急之中，崇祯易服混杂于内阉中欲出京城竟不得出。不得不复回内苑缢死万岁山。

何以南迁不成

崇祯末年，惟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为何可用之策不能实行？

其一是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十七年正月，张献忠举兵入川，李自成主力集中在陕西，长江中下游、河南、河北、山东基本无农民军，崇祯抓住机会是可以从容南行的。同时崇祯还可以调驻守长江中游的左良玉至太行山以东之豫冀一线作战略防守，以保证南迁无虞；驻防长江下游的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诸部，可沿运河死守水陆交通线。然而却不见崇祯有此种筹谋。因此，大顺军主力破阳城后，军分二路，一支由李自成亲率北上太原、大同、宣府，出居庸关直逼京师；一路由刘芳亮率领越太行山进入豫北，以对北京形成夹击包围之势。正月二十二日前后，刘芳亮夺豫北三府，遣刘汝槐率一军迅速东进，先后克长垣、滑县，直达豫鲁边境，已迫近运河重镇济宁。刘芳亮克真定后，又遣任继荣直取河间，扼控沧州。显然刘芳亮部东进，就是力阻崇祯南逃。由于崇祯未布置防守，刘芳亮部东进势如破竹，仅二月时间就东扼运河，南达京畿。崇祯害怕南迁途中大顺军“劲骑疾追”，不敢贸然出京，南迁计划也宣告破产。

其二是无胆无识。《绥寇纪略》卷中曾言；“上意非不欲南，自惭播越，而遗恨于后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崇祯既急欲南迁，又不想承当历史责任，游移于二者间，当断不断，此乃无胆识之表现。然而又不仅是无胆识，崇祯曾多次言称“文臣个个可杀”，甚至三月十七即将破城之际，“上召文武各臣，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⑤可见崇祯对这帮大臣恨入骨髓。明朝中后期，仕风败坏，至崇祯时尤盛。诸臣皆空谈义理，迎合趋逢，乘机倾倒，希旨取容，贪鄙无节，不知亡国之痛。既是“个个可杀”，又怎能期冀他们为国分忧、事君以忠，众口同声“固请南迁”呢！

其三是为帝王心态所误。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间，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而光时亨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粛宗灵武故事乎！”⑥此语正刺崇祯心病。崇祯先言“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⑦而后竟怒曰“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这是很典型的帝王心态的表现。因此，仅就南迁而论，崇祯对亡国是难辞其咎的。

崇祯曾在朝上浩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⑧“事事乃亡国之象”比比可证，而“朕非亡国之君”实属委过之词，早在明朝中期便出现诸多亡国之象，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社会危机日积月累，至崇祯时已是积重难返，故人们对崇祯断送大明江山的历史责任多有开脱。然有识之士如全祖望评曰：“庄烈自言，朕非亡国之君，夫其忧勤明察，故不可谓亡国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⑨全祖望从帝王劣根性的深层次分析崇祯失国的原因，有了这种超越，才更接近历史本源。封建专制君主性格的多疑、独尊、专断骄横等等，无不是帝王劣根性的典型表现。如崇祯性格之多疑，主要疑在外臣。崇祯深知宦官干政之祸，在他手锄逆阉魏忠贤后，曾尽撤诸方镇守中官，不久却又对内阉信任有加，不仅任其干政、令其掌军，且京师卫戍、要塞镇守之权也概委于内珰。崇祯一朝宦官政治在历史上亦可称为是登峰造极。崇祯在位十七年，内阁首辅大臣频繁升绌，竟达五十余人，也是创下历史之最的。帝王劣根性非本文主题，存而不论。此处只是籍此说明，劣根性愈重的帝王，国家不亡于其手，亦必播下亡国祸根，否则，中国历史就不会出现王朝更迭的周期性了。

注　释：

①、⑧《三垣笔记·崇祯》

②《明季北略·李明睿议南迁》

③、⑤《烈皇小识》卷八

④《甲申传信录》卷三

⑥《石匮书后集》

⑦《绥寇纪略·虞渊沉》

⑨《鲒埼亭集·庄烈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