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

什么是皇帝尊号？从秦始皇自称皇帝以来，皇帝早就由某种名号变成了一种官职，虽然史料中常见以“称尊号”代指称帝（即担任皇帝职务），但这种“尊号”与本文所说的皇帝尊号是不同的。唐代以前，皇帝在世时除了本人姓名和“皇帝”职务，别无名号，死后乃有庙号与谥号。比如《隋书》卷一《高祖纪》的第一句话，是“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1]。杨坚是姓名，高祖是庙号，文皇帝是谥号。而《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的第一句话，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2]。隆基是名，玄宗是庙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是谥号。表面上，除了玄宗的谥号比较繁复以外，隋、唐皇帝制度的形式并无不同。可是事实上，唐玄宗在世的时候，有过五次“上尊号”和“加尊号”的事情：先天二年（开元元年，713）十一月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开元二十七年（739）二月己巳，“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二月丁亥，“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八载（749）闰月丁卯，“上皇帝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三载（754）二月乙亥，“上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肃宗乾元元年（758）,“肃宗与群臣奉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帝”。[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的开元十八年（730），“百僚及华州父老累表请上尊号内请加‘圣文’两字”，玄宗没有同意[4]。类似唐玄宗这样，皇帝在任期间发生的所谓“上尊号”和“加尊号”，在皇帝称谓前面附加制度化的修饰语的情况，两汉至隋的皇帝制度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制度化的修饰语，就是皇帝尊号。

皇帝尊号又称皇帝徽号。唐宋尊号与徽号并用，无所区别。如柳宗元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上《礼部贺册尊号表》，一边说“陛下膺受尊号，率土臣子庆抃无穷”，一边说“唯有徽号，是彰中兴，所以上探天心，下极人欲”。[5]元代以后，尊号多施之于皇帝，徽号多施之于母后，不过也经常混用，难作严格分别。尊号或徽号，强调的都是陆贽所说的“美名”，只不过这种美名已经制度化了，成为皇帝制度的一部分。

《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记陆贽答唐德宗问尊号之言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6]胡三省说：“上尊号，事始于开元元年。”[7]胡三省所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二月改元开元）十一月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显然胡三省把唐玄宗这一次“加尊号”看作皇帝尊号制度的开端。可是陆贽认为尊号制度的起源要早得多，　“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8]。圣刘指西汉哀帝建平二年（前6）“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9]；天元指北周宣帝于大象元年（579）“自称天元皇帝”[10]。汉哀帝改号，周宣帝称天元皇帝，无疑都是反传统行为，虽然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都被后来人否定，被视为离奇怪异之举，没有后继者。而唐代大多数皇帝都采行皇帝尊号，俨然奉为故事和传统。可以说，皇帝加尊号，是从唐代开始的。当然，正如本文将要论述的，唐代皇帝加尊号，始于唐高宗，盛于武则天，由唐玄宗确立并制度化，进而形成皇帝制度的新传统。制度化的皇帝尊号，是唐代政治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影响后世既深且远。

制度化的皇帝尊号为什么出现在唐代呢？我认为，唐代皇帝尊号的制度渊源，在于北亚草原部族、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号制度。唐代发端的皇帝尊号制度，正是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治文化强烈影响下的产物，是唐代政治文化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又一个证据。

什么是可汗号？从柔然社崘称丘豆伐可汗开始，柔然、高车、突厥、吐谷浑、铁勒诸部等等北亚民族所建立的汗国，其政治首领皆称可汗，可汗在任期间，其可汗称谓前面，都各有一个修饰性名号，这个名号就是可汗号。比如，丘豆伐是社崘的可汗号，沙钵略是摄图的可汗号[11]。我在《可汗号之性质》一文中已经论证过，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从名号的分化展开其制度形式的，名号分化为官职与官号，官号与官职相依相伴，而可汗号是官号的最高形态，每个可汗都有可汗号，二者不可分离。这是早期社会的政治体（polity）共有的特征，而在古代北亚游牧社会的政治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把可汗号看作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传统之下，每一个新任可汗经过就职仪式，都会获得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可汗号。可汗号用以表彰可汗特有的品德与能力，因此每一个可汗都有只属于他个人的可汗号。虽然后任可汗也可能采用曾经使用过的可汗号，但这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行为，理论上可汗号是不能继承的，可汗号本质上就是为了使担任可汗的人具备全新的身份，这种身份既是至高无上的，又是唯一的和独特的。[12]

历史上，由于汉族中原王朝及其优势文明的存在，北亚草原部族的发育与进化，不可能避开这一无比强大的文化与政治力量的持续作用，而使北亚部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方向，受到某种命定意味的影响。一波又一波的草原部族进入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经历种种历史运动，最终失去部族面貌，而获得与农耕地区居民毫无分别的身份（Identity），此乃中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可谓老生常谈。但是，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中原王朝的政治和文化持续而强烈地作用于北亚部族时，北亚部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由于某种机缘，而反方向地作用于中原王朝，使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受到影响，由此生发出新的因素，进而形成新的传统。就本文所讨论的可汗号问题而言，我认为，唐代开始的所谓皇帝尊号的制度形式，其历史渊源，就是北亚部族特别是突厥族的可汗号传统。试论证如次。

朱熹说：“尊号始于唐德宗，后来只管循袭。”[13]据前引胡三省语，早在唐玄宗时，已屡次加上尊号，唐德宗不过因循故事而已，并非创始人。甚至连唐玄宗也不是创始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尊号”条：“秦汉已来。天子但称皇帝，无别徽号。……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14]封演把皇帝加尊号的起始时间上推到武则天时期，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武则天在“革唐命”称帝之前，就已经由皇太后的身份“加尊号曰圣母神皇”[15]，称帝后立即“加尊号曰圣神皇帝”[16]，此后又连续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17]到神龙元年（705）唐中宗逼武则天传位后，还“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18]。虽然武则天临死时“令去帝号”，改为“则天大圣皇后”，但她的确开创了在位期间一再加上尊号的传统，对唐代皇帝尊号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她之后，唐中宗先“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又“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19]唐睿宗虽然没有加尊号，但在位短暂，唐玄宗即位后，立即恢复了加尊号的传统，并且经他多次加上尊号的实践之后，皇帝尊号制度便被后来者视为不可置疑的传统与故事了。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其帝王部列有“尊号批答”、“尊号册文”和“册尊号赦”等几个门类[20]。可见加上尊号是唐代皇帝政治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论文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可是，在史事中对皇帝尊号循流穷源，就还要继续向前追寻。唐高宗上元元年（674），有一个重新确定祖宗谥号的“追尊”事件：“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懿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　[21]这在中国皇帝制度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变化，历来简洁的皇帝谥号就此变得十分繁复。后来高宗谥曰“天皇大帝”，应当是由武则天决定的。不过，在武则天之后，中宗谥曰“孝和皇帝”，颇有复古的意味。不久，在玄宗主持下，睿宗谥曰“大圣贞皇帝”，又回到高宗和武则天的老路上了。事实上唐玄宗走得更远，天宝十三载（754）二月甲戌，玄宗也重新给历代祖宗尊上谥号：“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谥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中宗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22]这是使后来皇帝谥号变得繁复冗长的一个关键步骤。唐玄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他是为了先予后取。就在追尊祖宗的第二天，他给自己加上了更加辉煌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尊号。从《唐大诏令集》所载玄宗答蒋庆绪等上尊号表及答裴光庭等上尊号三表，可知他对自用“圣文”二字感到不合适，因为太宗睿宗的谥号里已经用了这两个字[23]。可见追尊祖宗，不惜改变古制，其实只是为自己道地。和唐玄宗一样，唐高宗追尊祖宗，也是要先予后取。就在追尊的同一天，他给自己和皇后武氏改变了称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虽然改变称号与后来的皇帝加尊号究有不同，但这一改动从性质上看是为了提高高宗夫妇的名望地位，与后来皇帝所加尊号实际上同一轨辙，因此可以说，唐代皇帝加尊号，实以唐高宗改称天皇为最早。bqQ'PLm^F9T9%o]F)~x:QYabn_[8Re人力资源论文OI)@)k=enB} djOvb}hl$i-9_

唐高宗尊为皇帝，天下已无人可与抗礼，为什么还要改称“天皇”而画蛇添足呢？显然，这次“改称”，对高宗意义不大。从这次“改称”中受益的人是武则天。武则天虽然早在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并且在显庆四年（659）逼逐长孙无忌，“自是政归中宫”[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