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

在先秦时期，许多民族生活在华夏族周边，或与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杂处。因此，华夏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就已出现，由于中原地区华夏族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周裔的民族持歧视的态度，《左传》载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以为其为不开化之民族，视同禽兽。如此者例子尚多，《国语·周语下》载富辰之语：“狄，豺儿狼之德也”；又记周定王之言：“夫戎狄……若禽兽也。”但也有人在当时持较先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周裔边族虽与华族不同，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华夷分隔即可，《公羊传》记孔子修《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说：“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意即周裔民放冥顽不化，不可强求其与华族沟通。随着华族地域的扩展，华族与周裔民族的民族交往不可避免，因此那种民族间相互隔绝的观点已经过时。所以，在华族地域的扩展上，如何对待华夷关系，必须有新的认识。《礼记·王制》提出自己的观点：“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民族关系进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先秦形成了成熟的民族关系的思想，并产生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初步付诸实践，即“五服”制度。《国语·周语上》第一次有详细阐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不仅提出了“五服”的观念，还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这个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总的原则。

秦统一中国，对周裔民族提全面进攻的政策和。汉兴，承亡秦之敝，民族政策多变，而这一切，都是基本于当时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当时人不同的夷狄观，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政策，而不同的人群，由于其学术传承及政治利益的不同，有不同的“夷狄观”。　首先是对等的交往，这是汉初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的观念，也是与汉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刘邦时期，即视外族尤其是匈奴和越为对等的政治实体。秦季，群雄并起，大多是以平等的形式相互承认为诸侯的，他们虽有奉楚怀王为“共主”，关系实为松散，基本上是平等的独立政权。所以，臧荼与卢绾反汉，都是借重和依附于匈奴的。刘长谋反，同样也是谋求联手匈奴和闽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这些敌对的政权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为可以与汉代相抗衡。　不仅汉初诸侯国如此，中央政府也持同样的立场。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叛汉而降匈奴的韩王信，并北突进至平城。可见刘邦对匈奴问题是很重视的。而刘敬的“和亲”之议，也基于双方对等的基础上的。此后，汉匈“约为兄弟”，也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而匈奴一方，其立意也完全如此。莫顿单于给吕后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管此书信的目的到底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出，莫顿单于在对汉朝君主的的称谓上，是对等的。同样，吕后的回复：“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在称呼的措辞上，也是平等的关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凸显出来，他们认为，外族与中原地理环境、生产及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迥异，因此，与外族交往是没有必要的，从而提出弃地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当时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其中匈奴之事即为可为流涕者。他说：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又说：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贾谊在这个上疏中，对汉朝中央政府以对等的关系对待匈奴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该保持中原民族对周裔民族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贾谊只是建议，那么公孙弘就开始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时代，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之所以不合意，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合于当世，他也是主张弃蛮夷之地，严华夷之防的。“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元朔三年…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在对待匈奴、西南夷及东北诸民族的关系上，公孙弘是持一以贯之的观念的，更关键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汉朝政策的实施，在他的影响下，西汉罢西南夷及沧海等边郡。　这种观念在当时不仅仅是少数人拥有，而是一种思潮，在儒学思想传播下，其“华夷之辨”观念的广为流布。这从民间基层儒士的思想观念中也可以找到根据，《盐铁论》卷三十八《备胡篇》载贤良曰：　“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但是，他们与外族不交往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就北方而言，自汉初始，匈奴不断南下，严重侵扰了汉朝北部边境。要想保境安民，只有武装制敌了。汉兴七十年，汉朝休养生息之后，足以与匈奴对抗。这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主要体现在中央高层的对匈奴及闽越及南越关系思想认识及政策决策的转变上。在《盐铁论》中，记载了贤良与大夫的激辩，可以完整地看出武备与文治两方的观点和立场，其中大夫之言，体现了汉武一代汉代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盐铁论·备胡篇》中大夫曰：　“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针对贤良们关于吴国和秦朝因武而亡的论点，大夫反驳说：　“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在这场辩论中，贤良强调修文德，文治国家，认为战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困苦百姓，引起中国骚动。而大夫则相反，认为非武功不能抵御匈奴，不能抵御匈奴也就不能使中原百姓安定。可以说，自汉武帝初期设“马邑之谋”始，以后屡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主导的思想就是大夫所持思路。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的重点在于此。这是以武装对抗外族入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种思想观念，同样把匈奴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因此才以匈奴为敌手，但落脚点却是使匈奴屈服，内属并效忠于中原王朝。只是，这个时代，汉匈之战胜负未定，尚不能看出汉朝对此的强烈愿望。到了西汉后期，这一要求就很明显了，呼韩邪单于入附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