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耀：夏完淳与“松江兵变”——夏完淳研究小札

少年英雄夏完淳为什么原因而被捕遇害？他是否卷入到震惊朝野的“松江兵变”之中？有关的史料记载不一。有的说，他是因谢尧文通海案发，“拜表普陀，为守帅侦得，见收”；1有的说，是“以陈子龙狱词连及”，2仅只是株连；也有的却说，“吴胜兆反正举兵，完淳与　预其谋，巴、陈、土三帅执之，解入金陵。”3上述三种说法中，较多人认为后两种系误传。尤其是第三种，有人从清内阁档案的宗卷中，找到有关记录，发现在清政府对吴胜兆一案的判决中，并无夏完淳的名字。相反，他的名字只出现在谢尧文通海一案中。而且，从那批档案看，“松江兵变”（即“反正案”），与谢尧文通海“分属两案”，　“而完淳非缘反正案被捕，被鞠中亦未受此案牵连”。4案情档案，固弥足珍贵。可是，如果立案者面对的是死而无悔的英雄，他们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弄清楚？加上完淳小小年纪，开始恐怕只是以同案犯身份押解，未必一开始便备受重视。从有些记载看，倒是夏完淳本人的大义凛然，才使汉奸洪承畴恼羞成怒，决意杀之。而在杀与不杀之间，刽子手何必认认真真细加探究？根据当时的情况，一个“通海罪”早足以将夏完淳置于死地。又何必再细究罪证确凿与否？因此，即使是官方档案，也未必没有差错与漏洞。再看看完淳取义成仁前与丈人的那一席话：“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5如果这席话不是后人空穴来风下的杜撰，完淳确确实实和陈子龙一样，参与了“松江兵变”。更何况丁亥春三月间，他刚刚在嘉定托谢尧文赴海上去与鲁王联络，一方面又性急匆匆，赶回松江，说是“我欲归来振羽翼”，6好像又要大干一场。可当时此际，吴易义军早已如风流云散，抗清斗争尚处于低谷。因此回松江而“欲振羽翼”，恐怕只能与“松江兵变”直接有关。再看看谢尧文在海边被捕消息传来之后完淳的作为。事情刚发生才几天，嘉定方面正不知所措，远在松江的完淳，却立即让姐姐夏淑吉匆匆赶回嘉定，并传去“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7的口信，他凭什么心里如此踏实？是不是他已获悉，这一案子已被吴胜兆制止？既然他对吴胜兆方面“近有交情”，且如此非同寻常，而此际的吴胜兆，又正急于谋求更多抗清志士的支持，以便早日发动兵变，连陈子龙也被请出，并“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细林野哭》）参与其事。如此之下，能说夏完淳没卷入“兵变”筹划之中？再看看诗人在《吴江野哭》中的诗句：“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这不是分明在告诉人们：听闻已被吴胜兆改编的吴易旧部可以重新举起抗清义旗（“犹堪赎”），作为吴易的学生（“侯芭”），完淳当然义不容辞。这诗句不是分明地透露出他决心投入兵变行列？8　显然，发生在丁亥之春的那场“松江兵变”，完淳绝不是没有卷入，相反，他曾积极投入。这一点，尚有《鱼服》、《对月忆南行者》、《金明池》和《吴江野哭》足以为证。如有不信，请读对以下四首诗词作年、主题的考证，以便从另一侧面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

一　谁欲“思归”，谁为“嫖姚”？

自拜南州使，清光几度看。　沧洲天际晚，芳草月中寒。

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

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长安。

《对月忆南行者》这首诗系何时所作、为谁而发？白坚先生推测：诗中以“江上雁”，“喻南行者，如为丁亥作，当即谢尧文。”9可是，由于缺乏证据，他同时又说：“究系何时，尚待确证。”为此，他将此诗作年定在“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夏秋或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春日作”。10白坚先生这种态度，正表现出他治学的严谨。可是，以夏完淳当年处境，想在其它史料中发现有关这首诗作年的“确证”，恐怕有点茫然。其实，白坚先生要找的“确证”不在别处，就在诗歌中间！完淳之博古通今，这是人所共知，无论是《续幸存录》、《大哀赋》，还是《吴江野哭》、《细林野哭》，都以用典之融汇贯通、熨贴恰当和出人意表见长。有些地方用典，乍看似信手拈来，可细细斟酌，便能体会出诗人的那份匠心独到。拿这首五言律诗而言，全诗通俗浅近，除了常见的“属国”、“嫖姚”系用典之外，其它的都属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至于说“属国”、“嫖姚”，也是用烂了的典故，它们一般指代苏武和霍去病，也是人所共知。可是，就在这人所常用的典故之中，诗人却别出心裁，赋予了全新内容，而且比喻贴切，令人拍案叫绝！原来，在苏武归汉，官拜典属国之前，“属国”一词，倒与霍去病有关。霍去病抗击匈奴有功，曾官拜“嫖姚校尉”。这位战功赫赫的霍“嫖姚”，又曾在所向披靡的战斗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11。不杀投降之敌，而让他们成为“属国”，这实在不失其为英明举措。所以，完淳的“属国”、“嫖姚”，为什么不可能是援引霍去病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诗人翘首期盼海上音讯而书写此诗的日子里，在他身边（严格地说，与他息息相关）也正酝酿着一出“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式的大事，那就是吴胜兆的“松江兵变”！据记载：“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胜兆据城以叛······陈子龙······与其谋”。12关于陈子龙参与吴胜兆兵变始末，宋徵舆的《东村记事》记录较详尽：“胜兆反，先以约斌卿为事······之隽曰：‘······子龙与斌卿素善······得子龙，斌卿且至矣。’胜兆曰善。之隽遂谒子龙，具以事告，子龙······即具为之隽作书遣斌卿”。13上面所讲的斌卿，即黄斌卿，他曾受到陈子龙的提携，弘光倾覆之后，他退守舟山，从事抗清。而之隽，即戴之隽，他是陈子龙的学生，曾投奔吴易义军抗清，义军失败，他接受改编蛰伏在清军营垒。稍后，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士，利用吴胜兆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策划起了“松江兵变”。由于戴之隽深知陈子龙的威望，以及他与海上义旅的关系，所以特地向吴胜兆推荐，请陈子龙与舟山黄斌卿联系。陈子龙也因此“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投入到这场兵变的策划、指挥之中。14对于上述事件，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联想：如果将清政府的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倒戈反清，比作是“属国思归汉”，那么，正在为之策划、奔走的陈子龙，岂不就是暂且让吴胜兆军队仍以清军衣着而“因其故俗，为属国”的霍嫖姚？而他准备“筑坛”誓众，岂不正是指即将发动的那场兵变？看来，夏完淳正凭藉他对历史的稔熟，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与他身边发生的事巧妙地揉合了起来，从而赋予滥熟的典故以新的境界与内容。　既然此诗“属国”、“嫖姚”所喻有了着落，那么这首诗作年也就可以确定了，那应当是在丁亥年的春天。因为谢尧文被捕，事在三月十九日，此时完淳刚赶回松江（可以从他派姐姐夏淑吉专程赶到嘉定，捎去“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的口信为证。）由此而论，《对月》一诗显然当作于丁亥年三月十九日之前。再结合“对月”“清光”分析，月光皎洁，当是在十五、十六日前后。　　二　“缟素秦庭”与“愧同舟”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C`%9)I2QCxQ gCn04Z}DqTr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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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鱼服》　完淳的这首《鱼服》诗并不容易读。连汪辟疆这样的学者，也一会儿说它作于“军中”，一会儿又说它“或是兵败亡命时作”。15若说是“兵败亡命”，可诗歌开头一句便是“投笔新从”，根本不像是兵败之后的心情。难怪白坚笺释，最终断定它是“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春间在吴易军中作”。16完淳投笔从戎，第一次是在乙酉年间，那时他随父亲来到吴志葵军中，参加了攻打苏州的战役，第二次是到吴易军中。就此而论，倒与“新从”二字正相吻合。可是，完淳来到吴易军中，乃是遵照其父遗命，毁家纾难而来。更兼诗人与吴易间师生之谊，非同寻常，即使到吴易遇难后，他尚以“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无人知”17长歌当哭抒其悲伤。所以，他进入这样的军中，不可能产生“缟素秦庭”“愧同舟”的感受。　“缟素秦庭”典出申包胥入秦庭为楚国求援的故事。而就申包胥与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夏完淳之与吴易义军，显然是两码事，没有丝毫相通。至于“同舟”，典出《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18从这则典故看，此时“同舟而济”相救“如左右手”的双方，曾经一度是水火不容的吴、越“相恶”之人。以完淳与吴易义军之间关系而论，这又何从谈起？由此而论，《鱼服》诗反映的“军中”，不应该是指吴易军中。那么，在排除了丙戌之年与吴易军中之后，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且又为何而发？对这问题，我们不妨还是回到诗歌本身，借助对典故的剖析，寻找回答问题的密码。从标题上看，“鱼服”系截取此诗颈联。从诗文中截取二字，权作标题，这样的诗歌，历来被视作是“无题诗”的一种。而所谓“无题诗”，并非无题，相反诗人往往欲借此披露这首诗具有深厚的寄托。这种约定俗成的“惯列”，从晚唐李商隐起，便源远流长。完淳博古通今，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再从所截取的“鱼服”二字看，它本身又有独特的内涵。“鱼服”出自《诗经·采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