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矿统制述评

欧州出售，以抵付向意大利订购的价值270万元的军火。直到1940年，资委会真正掌握的广东的钨砂也大约只占到14.2％，到1942年，真正将钨砂交售给资委会的也只有15家，可见资委会在广东的钨砂统制并不成功。后来广东沦陷，钨砂更是成为战时走私的重要物资。不过，钨矿统制在江西还是比较顺利，尽管资委会的统制也受到了矿商和矿工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设所收买，则流弊所及，抑低砂价，难免剥削矿工。”[10]但是，资委会早在1936年3月就与江西省政府约定，同意将钨、锑盈余作为江西省经济建设的专款,从而取得了江西省政府的支持，使资委会的钨矿管制得以顺利开展。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实行战时经济统制，1938年10月，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把钨、锑、锡、汞等14种金属及其制成品都列入管理的范围，规定：“钨、锑、锡、汞各矿产品的收购运销之管理由资源委员会执行。”这样，资源委员会对特种矿产的统制就从钨﹑锑扩大到了锡、汞。　1938年7月，资委会与贵州省政府成立了贵州矿务局，开采贵州汞矿。1939年先后公布了《经济部汞业管理规则》和《资源委员会管理汞业实施办法》，规定资委会办理汞及其矿产品的定价、收买、统一运销和调剂生产等事宜,采炼人不得私售；汞品之税收，关税及矿产税由资委会负担，其他各项捐税归出售人负担；非领有资委会的运输证照，不得在国内运输或运出国境。[11]而资委会成立的贵州矿务局、湖南汞管处和四川分处则成为汞矿统制的执行机构。1941年5月，上述三个机关合并成立了汞业管理处，“以国家力量积极开发，加强管理，内以供应军需，外以易取抗战器材。”[12]　在锡矿方面，1939年3月，资委会与湖南合办江华矿务局，与广西省政府合办平桂矿务局，这是资委会与地方政府合作统制锡业的开始。1939年6月，颁布《经济部管理锡业规则》，指定资源委员会管理锡及锡砂一切事业之生产运销。资源委员会公布管理锡业规则，设立锡业管理及稽查机构进行管理。[13]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与云南省达成协议，规定云南把锡、桐油、茶叶、猪鬃等外销品交由中央统制，政府则每年支付云南160万镑作为补偿。1940年9月，资委会又与云南省政府及中国银行合组云南锡业公司，进一步统制了云南的锡产。1939年12月，经济部公布《矿产品运输出口管理规则》，指定资委会执行钨、锑、锡、汞、铋、钼等矿产品收购运销之管理，各矿产品采炼商人应按定价直接售于资委会或其委托机关，收购价格应顾及厂商利润；该矿产品在内地运输时须有资委会的运输护照，如系运输出口须凭资委会填发的准运单报关，请领护照时应缴验矿照或省主管机关证明文件；该矿产品出口数量，必要时资委会得限制之；为谋矿产品之增加生产、改良品质，得予采炼商人以贷款或技术上之指导。[14]　到1939年为止，资委会已大致将钨、锑、锡、汞、铋、钼都纳入了统制的范畴，管理地域也由最初的湘、赣两省扩展到赣、湘、粤、桂、川、黔、滇七省，管理制度也越来越完善。1940年8月，资委会根据经济部的管理规则制定了《管理矿产品实施办法》，把钨、锑、锡、汞、铋、钼列为甲种矿产，规定“采炼甲种矿产品之商人，应将其采炼能力与每月可能产量，报请本会之管理机关登记，并按旬将采产情况与数量详报管理机关，以便支配产量及销售量；甲种矿品在内地转运时，须有管理机关核发的内地转运护照；对于违反经济部和资委会管理特种矿产规定的，资委会管理机关可以没收，然后给价收买，也可依行政执法处以罚锾。”　〔１５〕1941年７月公布了《资源委员会非常时期查缉处罚私贩私运甲种矿产品暂行办法》，规定如矿工矿商不将矿砂交与管理处而由私人、团体私向矿工、矿商直接收买者，均以私贩论；运输方面，若所运甲种矿产数量或货运情节与照证不符者，未持资委会运输执照或出口许可证者，持逾期证照运输者，均以私运论。私运、私贩者，没收其矿品；如同时触犯《禁运资敌物资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汉奸条例》、《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各规定，则移送审判机关惩处。〔１６〕1945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管理矿产品条例》，规定凡对私购私售特矿产品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相当于收购该项矿品价格五倍以下罚金，其矿产品没收之；对私运、私自出口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相当于当地收购该项矿产品价格十倍以下罚金，其矿产品没收。[17]这样，对违反特矿统制的行为，国民政府就可以依据法律实施惩处。　三、对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的评价　１，国民政府通过特矿统制，获得大量较为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大笔外国贷款，为支持抗战提供了较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保证。　抗战时期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有德国、苏联和美国。这些援助大部分是以易货贸易和信用贷款的形式进行的。从中德、中苏、中美易货贸易和信用借款的情况看，中德、中苏易货贸易中的中方产品有50％是特矿产品，中美信用贷款80％的抵押品是特矿产品。可见，特矿统制为易货贸易和获得外国借款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为增强国民政府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坚持八年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抗战初期，国人称特矿产品为“我英勇战士转战千里，杀敌致果的国宝。”〔１８〕　德国对华军事援助主要是在1935－1938年间，德方愿意向中国提供军援的主要原因是德国需要中国的特矿产品。1935年5月，德国经济部长沙哈特致函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表示德国完全愿意并有能力大量采购中国的矿产及农产品，并且以德国高度发展的工业全力提供中国所需的各类工业产品。[19]　1935－1938年间，中国用特矿产品换来了大量的德制武器装备。这些武器主要有要塞炮、重榴弹炮、防空炮、迫击炮、野战炮等，步枪、手枪、重机关枪及子弹，坦克、机动战车以及望远镜、钢盔、机动通讯器材、防空装备、架桥设备等，还有海军的快艇、鱼雷、潜艇和补给舰等等。国民政府还以特矿产品为抵押得到了德国的贷款。1936年2月，德国同意向中国提供价值2.5亿马克的贷款来购买包括德国的军火和其他工业用品在内的物资，而且可以将一亿马克的物资先行输华。1936年4月中德达成协议，德国国家银行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的贷款，国民政府以透支的形式，向德国订购兵工器材及陆海军装备，中国则以德国所需的钨、锑、桐油、生丝、大豆作偿还。[20]国民政府用其中的90％从德国购买武器装备和兵工器材，其余近10％由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购买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重工业设备。　据统计，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从国外进口的武器装备中有83％来自德国，有将近三十万军队接受了德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还有三十万也准备在短期内采用德国步兵师的编制与装备。德国的这些军事援助在抗战初期为抵抗日本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参加“八一三”抗战的国民政府军第87、88、36师就是全部德式装备，他们凭借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高昂的抗日爱国热情，痛击日军，迟滞了日本侵华步伐。1936年9月至1937年2月间，中国从德国进口16门8.8公分要塞炮，配制于江阴、南通、南京等要塞，对抵抗日军沿江西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曾强烈要求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使中德关系每况愈下，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1938年，德国与中国还达成一个口头协定，德国愿提供2000万马克的货品给中国，换取中国每月800万法币的原料，其中矿产至少占一半，即钨砂500吨、锡50吨、锑300吨，一年总值7000万马克。可以说，正是对特矿产品的强烈需求才使德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　1938年，德国对华援助基本结束，苏联成为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主要国家。为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杨杰在1937年底赴苏,与苏联达成向中国提供除步枪之外二十个师武器装备,以及65架双翼驱逐机并附武器弹药的协议。苏联指定中国以锡、铅、钨、锑、铜、镍等金属原料偿付这些军火的费用，不足之数，用茶、生丝、棉花、羊毛、牛羊皮作为补充。杨杰认为：“如能经常供给苏联上述各项原料，则此后向彼续商接济军火，当较易办到，盖苏联军需工业对上项金属原料甚感缺乏，若能补其所缺，自可供我所需。”[21]基于此，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派孙科为特使，三次到苏联商洽军事援助借款，贷款总额为2.5亿美元，贷款年息为三厘，中国用这笔贷款向苏联购买工业用品及设备，并在十年内每年以价值1000万美金的商品和原料偿还贷款和利息，这些商品和原料正是苏联急需的钨、锑、锌、锡、镍、红铜等金属原料和茶、丝绸、棉花、药材等十三类物品。从1938年6月开始到1940年9月，中国用苏联的贷款向苏联购买了七批“特种财产”，包括飞机885架、大炮940门、机关枪8300挺以及无线电设备、载重和轻便汽车、救护卫生车，总价值１.225亿美元。[22]

在争取苏联对华援助的同时，国民政府亦以特矿产品为抵押，谋求取得英国的贷款援助。1939年8月，中国获得了第一次300万英镑的中英借款，并以出售农矿产品所得价款拨存伦敦中国银行以专款储存备付。1941年6月，中国又获得了500万英镑的英国借款，仍由中国运至英国的农矿产品作价偿付。　1940年4月，中国乘美国大量储备重要军需品原料的机会，与华盛顿签署“滇锡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美国贷给中国2000万美元，年息四厘，由中国银行担保。贷款用于购买美国境内及属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得购买军火。此项贷款的抵押品是滇锡40000吨，分七年交清。[23]同年10月，中美签订“钨砂借款合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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