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

辛亥革命时期，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此间出现的知识妇女群，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演讲台，向世人昭示着她们的解放心态。

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从戒缠足、兴女学两方面，营造出女性重塑的社会氛围。待到辛亥革命时期，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已在知识妇女群身上显山露水，构成了她们解放心态的深厚底蕴。辛亥知识女性已深切地认识到了谋求知识对于实现自我独立和国家自强的要义。秋瑾诚告全国姊妹“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注：鉴湖女侠：《勉女权》，《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　）陈撷芬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材。为什么没有人材？因为女学不兴。”（注：陈撷芬：《尽力》，上海《女学报》第2年第2期，1903年。）凸显出女学与救亡的紧密关系。《大公报》的吕兰清女士卓有见识地说：“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注：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1904年。）《中国新女界》杂志乃放眼于中西对比，曰：“欧洲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注：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5、63页。　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此等言论反映出在救亡情结下，　知识妇女群以兴学为起点的自立意识。

值得瞩目的是，辛亥知识女性的“学以自立观”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本土定位，而已具备了世界意向。革命党人何香凝就大声疾呼：“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号召广大妇女“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注：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　）秋瑾则“不屑牺牲个人之学业”，在沪、杭、绍之间“奔走呼号”，动员国内姊妹们“络绎东渡”，去日本留学，并亲自撰写了《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分寄各地女子学校。（注：《秋瑾集》，第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在得悉湖南第一女学堂受到顽固派的破坏时，她当即去信慰问，勉励师生们“切勿因此一挫自颓其志”，热情地动员她们去留学，自己愿为她们“照拂一切”（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在这种心态左右下，国内一时出现了兴办女学、负笈东瀛的新潮。

据统计，在1902～1912年间，部分知识女性创办和参与创办了38所进步的、重视革命思想教育的新式女校。这些学校遍布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与此同时，一批知识女性则本着谋求自身解放和“觇其国情，以为吾国利病之比较”的目的踏上了留学东瀛的征程。从1901年起，沿海江浙一带即有女妹随父兄赴日留学者。日本的实践女校和东亚女校均附设招收中国女学生的速成师范。1905年湖南有20名公费女留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其中最小的仅14岁，而最年长的是53岁的老母亲，使日人“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注：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第100页，1981　年版。）。另有包括秋瑾在内的10余位自费留学者。当时“中国女子在京（指东京）者百人许，而其最著名者共30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注：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特别调查》，《女子世界》第3期，1905年。）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的23　名学生亦远赴实践女校求学。接着，江西也有10名女学生进入该校。此时，江西还另往美国派谴了女留学生。这样，在1907～1910年间，女子留学东洋形成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为139名，1908年126名，1909年　149名，1910年125名（注：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　《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留日女学生在研读学问的同时，始终未曾忘记自己的女国民身份。她们在日本积极创办报刊、组织社团，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为女权运动摇旗呐喊，展现出一派爱国风姿。辛亥知识女性在日本共创办了《女学报》、《女子魂》、《中国新女界杂志》、《留日女学会杂志》等9种杂志，组建过4个女留学生组织，即“共爱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子复权会”、“留日女学生会”，围绕争取女权、挽救民族危亡展开斗争。特别是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方女士懋、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及签名军队。”（注：《湖北学生界》第4期“留学记录”。）标志着女知识分子自立意识的扩张与升华。　凡此种种，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辛亥知识女性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新貌。

创办女刊、宣传解放的自救意识

辛亥知识女性业已具备了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秋瑾即认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办报不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掀起了自办女刊的救亡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到1911年，海内外创办的各种女刊共30多种。颇具影响的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陈撷芬创办的《女报》、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张汉昭等人创办的《神州女报》等。这些报刊力图通过女界自己的声音来改变以往由男界代为立说的局面，标志着辛亥知识女性自救意识的日趋成熟。9cpu{/.$=l liO O+c/jvO&x)s1~=-l思想政治论文k11nZ'&4?x]-N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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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女刊以批驳旧世界、描绘新世界为重心，并一以贯之对女性国民心态予以关注，高扬着解放妇女的主旨。女知识分子笔锋直指桎梏妇女的封建礼教。秋瑾以浅近易懂的文字，悲愤地写道：“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注：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　1907年。）可贵的是，知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挞伐已与批判封建君权相结合，并以“与国家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点。譬如，吴弱男就说“中国之萎靡，非自今日始。迨秦政起而实行压制，百姓俯首贴耳，牛马不若矣。”（注：吴弱男：《问中国如何能独立》，《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胡彬夏沉痛地指出：“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注：《胡彬夏在无锡“天足社”的演说辞》，《女子世界》第4～5期，1906年。）何香凝则饱含热情地号召“吁！我同胞，其勿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注：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基于此，　女子报刊不遗余力地鼓吹“女国民”和“新女界”的观念。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燕斌在《社章录要》中就明确宣布，本杂志主义五条：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提倡道德，鼓吹教育；破旧沉迷，开新社会，结合感情，表彰幽遗（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　其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新女界”。论文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在知识女性看来，妇女要谋求解放，不能静待男子的施舍，而要树立自救意识，尽一分国民之责任，求一分国民之权利。陈撷芬撰文《女界之可危》曰：“国既为公共，宁能让彼男子独尽义务，而我女界漠不问耶？非但彼男子欲始终鄙我，不能平等，即彼男子以平等与我，我辈自由，问能无愧乎？”进而提出“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注：陈撷芬：《女男之可危》，《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　～27日。）莫雄飞则勉励中国女性应以法国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注：松江女士莫雄飞：《女中华》，《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　）当时的女子报刊不少专设“译林”、译述”“海外珍闻”人物传记”等栏，广泛宣传西方女权运动及其杰出的妇运领袖，力图为“女国民”找寻学习的榜样。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女子刊物多为短寿。但其不惜笔墨陈述的解放妇女的思想，却引导着广大妇女不断地强化自救意识。

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以炽热的爱国情结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了广博的社会革命中，力求和男子共赴国难，以争得完整意义上的人格重塑和国家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名可查的380　多位精英女性中，女同盟会员就有54人，个中尤以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为著。这些女性或不畏艰险，苦学技术，试制炸弹；或机智勇敢，伪饰结婚嫁娶，为起义队伍运送武器；或秘密组设机关，掩护革命党人；或参与暗杀活动，实践反清志向等。譬如，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为谋刺清政要员，以方君瑛为首的同盟会暗杀部多次冒险行动；为准备反清起义，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以培养革命力量，并组建了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