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民心因素分析

管企业、机关和整个经济部门，操纵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的内外关系，掌管全党及其领导机关和组织活动。这个统治阶级“竭力用物质特权补充和巩固他们公开的和非公开的，但在法律上已经固定下来的特殊地位。”苏共的领导表现在对国家的财富的挥霍上。勃列日涅夫同政治局的和书记处的所有其他官员一样，都有资格在国家银行开一个‘阐开支取的户头’无论他想要什么，都可以从中支取多少花多少[13]另外，苏联还有一种叫‘特殊仓库’存放着一般人看不到的各种高档商品和西方进口的奢侈品供高层领导使用。在克林姆林宫、在格拉诺夫斯科大街在福龙芝大街国防部附近，都有类似的商店。各部负责人、军事首脑等各级党政军人员，还占有富丽堂皇、设施豪华的住宅和别墅，有专用的小汽车和赛车，以及专供他们游乐、渔猎的产所。1973年，在格鲁吉亚的第比里斯，官员们私分了用作“集体”的土地，并用政府的材料建造花房。苏联《真理报》披露这就是豪华的别墅，这种别墅在这个共和国就有989所。[14]苏共高层建立了一种变相世袭。他们“许多人把依附与权力的各种好处传给了子女，”并且“按惯例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到他们子女想去的任何地方工作。”[14]据俄国的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15]特权阶级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多的特权，他们已经不是当年优秀的真干实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单薄。他们把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合法的不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腐败阶层和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他们故步自封，不想或反对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敷衍塞责，惟恐失去既得利益。另一重要影响使苏联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共产党失去了往昔的革命形象。苏联共产党不仅不带领群众创造新的幸福的生活，反而成为群众的先进的阻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逐渐滋生了厌恶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情绪。苏联共产党已经不代表群众的利益，不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群众也就不拥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了，对他的兴衰也就持冷漠的态度了。　苏联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　（一）普通苏联民众的凄惨生活状况　与苏联高层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普通百姓生活的质量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和为日常生活的所付出的辛酸。苏联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列第一位，本可以在改善和大跨步的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方面大有可为。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和长期得不到有效调整的农、轻、重的经济结构。但科学技术与生产严重脱节。“苏联的科技可以造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火星探测器并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汽车、家电、家具等老百姓生活用品却质量低劣。新买的电视机经常会发生爆炸，新买的家具有的当天就会损坏并且连高级的木匠也修不好。苏联具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种种自然和人力资源，有世界上最多的耕地且实现了机械化，但糟糕的农业基础设施和恶劣的天气使粮食生产不稳定，每年都得花大量的外汇进口粮食；苏联有世界上位居第二的经济实力，但有相当多的居民住在没有自来水和厨房的简陋的公寓中。尽管苏联政府在给予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上有大量的补贴。以至于购买食品比购买饲料饲养牲畜还便宜。当老百姓在就医、上学、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等方面时，无一例外都要花额外的钱给医生、教育行政的领导、甚至商店的售货员。在苏联社会中，额外的钱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赫鲁晓夫时期，宣布在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宣布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戈尔巴乔夫则宣布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当人们对这三个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论断使人们对高层领导的提出了质疑。另外，苏联政府不顾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对人民进行僵化的意识灌输。在官方一直鼓吹“我们处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正处于垂死挣扎”。苏联百姓在同西方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现实下，老百姓更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老百姓则是排队买日常生活商品的的辛酸和无奈。　（二）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　任何社会的未来都是由青年人把握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迟早要落在苏联轻年人的肩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对青年人吸引力当然也不会保护苏联的社会主义阵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青年人都是出生于卫国战争之后，他们没有领略过沙皇制度的残酷，没有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他们被告知自幼生活在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当长为青年人之后又被告知生活在“最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很自然他们对这种制度有更高的期待。且在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被资本主义的表面富裕和繁荣所征服。可是现实生活中与他们期待的有巨大的反差。“最发达”的社会制度却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用品；在高层鼓吹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各级各类官员享受特权，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堕落，短缺的商品到货后，官员们可以进入仓库任意挑选，而普通百姓却的排队购物，生活中的时间大量被用来买商品。并且从来没有机会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真正平等”的制度下，官僚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拥有、享有一切。而普通人家的子女在社会的下层挣扎，连改善命运的机会也极其渺茫。青年人对“社会主义”极其失望，而且怀有深深的敌意，既而使得青年对官方宣传的必然灭亡的西方社会有羡慕之情。苏联共产党失去了青年，这无疑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百姓出现了苦闷、彷徨、失望和冷漠情绪。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好在哪里？80年代的人们描述说：“我们的不是我的，全民的是谁也不属的，实际上是无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百姓的心目中竟然是这样的。怠工、酗酒、劳动纪律松弛日益成为突出的问题，很多人上班迟到，且完成的任务质量差。苏联人由于内心的苦闷酗酒现象十分普遍，成为社会的毒瘤。据统计，到八十年代初，全苏有三分之一的成年公民处于经常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因为酗酒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强奸和暴力实践直线上升，社会制安状况大大恶化。到八十年代初，莫斯科成为世界上极不文明的大城市之一。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发动声势浩大的“反酗酒运动”的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多党制时，面临苏联解体的局面时，广大的民众只是口头上支持苏共的领导，并未能真正的采取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政权，光靠几位热心的高层领导显然不能奏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激化矛盾、离散民心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不良状况，提出了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在1985年至1988年6月的第一阶段改革中，在政治方面主要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人道主义”。在经济方面开始改革，提出了对国有企业领导放松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管理方法，实行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营，在农村放宽政策扩大农民自主权。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他的改革只有改革方针缺乏具体方案。并且没有及时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改革触动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的步履维艰。实施一年，生活用品短缺的问题没有什么改进，人们看不到加速战略的好处。初次改革的结果令人失望。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社会停滞，改革屡遭失败的根源在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僵化的政治集权体制”。戈尔巴乔夫转而热心鼓吹“各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呼吁“各国相互承认各国人民有权走自己的发展路并尊重各国人民所选择的国际秩序”。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言论助长了个加盟共和国内反对派积极向西方靠拢的行动。以后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1月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书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民主化的程度不仅决定改革的成果，还将决定社会主义的未来。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60年来的经验教训，揭露了批判了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端。并通过了七项决议，包括明确党的领导，提高苏维埃的地位，改革选举制度，加强法制和监督。随后加大在政治领域的改革越走越远。1990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修改1977年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同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宪法第六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和群众运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法律上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90年最高苏维埃颁布《社会团体法》法律上更为多党制提供了方便，造成苏共党内风化严重。激进的叶利钦在苏共28大上公开退出苏共，掀起了不愿上进的行为的热潮。叶利钦公然支持民族分裂分子向联盟中央闹独立戈尔巴乔夫在政治领域进行了没有原则的改革，再加上经济状况的恶化：1990年苏联的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减少2%。国民收入减少4%，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内债已经达到5000多亿卢布，外债近700多亿美元，外贸赤字达100多亿卢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商品奇缺，供应紧张。1990年初在200个城市的1200种商品只有150种可以保证供应，这种情况到了第四季度进一步恶化1000种商品竟有996种商品经常性的供不应求。加上戈尔巴乔夫过激化的市场经济改革，致使分配系统、流通系统　、运输系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991年的时候，情况继续恶化，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借机驾祸苏联共产党，致使人心涣散，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引起人们的信仰危机，意识危机，鼓励人们揭露苏维埃社会的阴暗面，否定苏联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苏联社会长期积压的矛盾激化，加大了民主的步伐以至于将苏联的命运完全寄托于西方国家的援助。苏联的民主化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到后来局面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乘机兴

《苏联解体的民心因素分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