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

当然，韦伯对中国现代性缘起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到此为止，紧接着，韦伯便将目光投向了儒教，他指出，儒家文化所造成的“心态”，仅此一点便足以成为最强烈地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21]。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新教伦理，这一点在韦伯的不同著作中都是一致的[22]，这样，韦伯在强调法的、国家的制度的重要性的同时，似乎更多地还是着力指出不同的宗教文化对现代社会缘起的关键性作用。不过，韦伯毕竟不是一个一元决定论者，制度因素与文化因素那一种更重要，韦伯似乎并不想过于简单地加以估量。金耀基指出，对韦伯的理解历来有两派，或偏重于制度、国家，或偏重于文化、宗教，而“韦伯比马克思或他同时代的大社会学家杜尔凯姆都更为强调地把国家当作中心要素”[23]。然则，笔者认为，国家制度与宗教文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独立的两个要素，恰恰相反，前者是一种刚性的、有形的约束，而后者则是一种柔性的、无形的约束，人们往往总是同时受二者的影响与型塑，于社会的转型而言，亦当作如是观，这就是国家与道德二要素的重要性，它们相连而互补，都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在转型之中更是如此。当王安石拜相后，宋神宗问他的施政纲领中什么是最首要的，王安石的回答恰好是我们所强调的两个方面：“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24]风俗道德的作用，国家法度的作用，在王安石的心目中具有优先重要的地位，他的战略眼光，不能不让人服膺。 《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