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民生关怀及其现代意义

王船山的民生关怀及其现代意义

　　王利民

　　（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南衡阳 421008）

　　摘要：王船山对民生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分别从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角度并提出了养民以田、裕民力、轻徭薄赋和严以治吏等保障民生的主张。其倡导民生高于一切的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各种具体的富民措施对当今社会的民生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其未能注重民生制度建设也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关键词：王船山；民生关怀；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生逢乱世，亲身体验到社会动荡之下的民众疾苦，因而对民生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通过总结历代政治得失，提出种种民生主张。船山的民生理念与民生主张，对当代中国的民生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一

　　在船山看来，民生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应该围绕民生而展开。首先，君主的职位就是因民生需要而存在的，“天为民而立君，君为民而置吏，其为功为罪，皆视民之忧乐生死而已。”“圣人之大宝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谓也，天下之民，非恃此无以生，圣人之所甚贵者，民之生，故曰大宝也。”按照一般的理解，圣人之位叫做“大宝”，但在船山眼中，真正的“大宝”是圣人贵民之生，民生才是天下最大的事情，才是在位圣人最应该珍重的大事。其次，评价行政得失要以是否利民生为标准。船山认为，治国行政要“利民”，而不是“厉民”，“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蔽也，必至于厉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国受其益，人受其赐，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宽以便其驰，假其所严以受其苛，则弊生于其间，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厉民以利国，而其既也，国无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厉亦渐以轻。”

　　一个国家从立法初始，就要考虑到治法要对民众有利，法之宽严虽可因时而变，但“利民”的原则不能变。所以从政的好坏，一个标准便是看“利民”还是“厉民”，从根本上说，只有“利民”才能“利国”，那种“厉民以利国”的做法，既害民生又害国家。

　　既然民生为政治之本，那么如何改善民生、提高民生水平呢？船山分别从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的角度提出了种种方案，从财富生产的角度，船山认为，要从这么几个方面人手：1．养民以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美好的理想之一。(论文范文　fanwen.oyaya.net)因为，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民众获是生存保障的根基。船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有其力者治其地”，认为君主虽然能统治天下的臣民，但不能独占天下土地，“王者虽为天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烈为己土乎》”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而受命而民自有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土地并不是帝王的私产，拥有土地以养活生命，这是百姓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百姓拥有了土地，自会努力去自谋生计，这样民生就有了保障。2．裕民力。船山对养民之道有过一段完整的论述：“人君爱养斯民之道有三：一日制恒产，二日裕民力，三曰修荒政。修荒政之术，以发仓廪、节食用为先，然而一时之权耳。若民力已裕，则民自有余而无待上之赈救。至于制恒产，而因使有恒心，则民力已裕之后，方可徐定其规画，规画定则王业成，人顺于下，天佑于上，绥万邦而屡丰年，效必有至者。故王政以裕民为先务，而在政散民离之后，则不得已而用救荒之策，以解一时之因而徐图之。”在船山看来，在制恒产、裕民力和修荒政三种养民之道中，裕民力是最为要紧的，因为民力即农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农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是否充足，“民力”不强，生产力就落后，民生就会凋蔽。

　　船山也看到，民生问题并不单纯只由于财富生产不足而造成，财富分配不公也是民生困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认为在财富分配中应做到：1．轻徭薄赋。船山认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是人们群众生活贫苦的根源，他斥之为虐政苛政，他指出，从唐朝的两税法到明朝的一条鞭法，“凡三征其役”，“四征田赋”，各级官吏“一责于民，其既也，则无所不为，而成乎豺虎也，国家常畜数千饥鹰以牧飞鸟”，“民之可悲者，聂夷中之诗尽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卖新丝，五月而始粜新谷也”。苛捐杂税导致民众饥饿、贫困、流亡甚至死亡。“赋役繁，有司酷，里胥横，后世愿朴之农民，得田而如重祸加乎身，则豪强十取其五而奴隶耕者，农民且心甘焉。”因此，船山主张，“宽其役，薄其赋，不幸而罹乎水旱，则蠲征以苏之，开粜以济之，而防之平日者，抑商贾，禁赁佣，惩游惰，修陂池，治堤防，虽有水旱而民之死者亦仅矣。”政府应该轻徭薄赋，并且在平时带领民众做好各种防水旱灾的措施，这样老百姓就不会有生存之忧。凡是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赋税改革措施，船山都非常推崇，他赞扬宋朝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对农民有利，是“利民之善术”。2．严以治吏。在财富分配中最让老百姓难以忍受的是吏治腐败，即官吏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大量财富从而剥夺了老百姓应得。船山对明末因吏治腐败，鱼肉百姓从而导致民生凋蔽、社会动荡有着亲身的体验，因而，他尤为重视整饬吏治保障民生。船山倡导从严治吏，“严者，治吏之经也。”“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盛。”如果不从严治吏，则广大老百姓将会遭受严重的迫害和摧残，民不聊生。在船山看来，从严治吏要先严上官，因为：其一，下级官吏贪贿成风，根源在上官，“宰相索之诸道，诸道索之州官，州县不索之穷民而谁索哉？执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违诏诣，不得不为之蔽护，下虐穷民，不得不为之钳服，上官居庙堂之高，离州县远，不便直接向人民搜刮钱财，“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于百姓，必须假手下吏以为渔猎。”由此，上官下官相互勾结搜刮民财，贪污腐败之风泛滥，最遭殃的就是广大老百姓。其二，下级官吏分布面广，人数众多，难以监管，上级官吏人数集中，容易从严监管。“下吏散天群邑，如彼其辽阔也，此受诛而彼固不戢，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只要皇帝严察司法官，司法官严察高级官员，则高级官员会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下级官员，上官正了，威令皆存，以治下吏，下吏无所蔽护，必然无所逃匿，“严之于上官，而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