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

远过去共同种族记忆和对未来希望的强调´最后是民族救世的乌托邦思想……”。阴此外，对欧洲的殖民者来说,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镇压使他们面临人格分裂，因为他们在本国所倡导的一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政治自由、民主、平等。为了赋予殖民暴力合法性，殖民主义者与所谓的东方学知识合谋，发展出一套白人职责的理论，打着知识的幌子，将东方民族建构为没有秩序甚至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没有能力，缺乏理性来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需要西方人的“帮助”。霍米·巴巴说“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在他者化意识建构中‘定向性’概念的依赖。‘定向性’作为殖民话语中文化，历史/种族差异的符号．是表征的一种矛盾形态：它既表示混乱无序、堕落和恶性循环，又表示不变的秩序与刻版模式，……在这种话语中，亚洲的表里不一和非洲的淫荡好像从来都不需要证明。”殖民者将他们扭曲的东方形象刻板化的核心动机是建构知识暴力，并将这种建构知识暴力的企图披上“东方学”这件看似中立的外衣，说白了，也还是为西方的扩张、侵略、殖民寻找学理上的合法性。所以，赛义德说：“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构和支配东方的一种方式。”
有的中国学者以后殖民批评家所针对的对象是印度和巴勒斯坦，不适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完全殖民化，传统文化保(fanwen.oyaya.net　凹丫丫范文网 )存相对完整因而没有必要对西方保持警惕。他们大声呐喊与世界（实际上是西方）接轨，甚至完全认同西方的东方学学者或汉学家们为中国所建构的文化身份，迎合他们对于西方的想象。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言说”、“书写”及“编造”的这套话语中所呈现的中国，只是他们眼中心中所认为的想象性的中国，而并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想想美国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看看美国的《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不就是所谓的东方学与权力合谋的很好的例子吗？在美国看来不开化的中国无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而且需要美国这样“公正”、“理性”的国家帮助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汉学话语既是由霸权生产出来的，又不断地生产出霸权，对中国进行渗透、控制和欺压。福柯说殖民话语就是这样一种与殖民统治相互为用的知识。殖民者拥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操纵话语，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而他们拥有的知识又反过来巩固了殖民者的权力，使这种权力进一步合法化，将其自己的文化作为一种全人类的标准，鼓吹它给全人类带去的是现代化福音，从而将东方包括中国纳入其权力运作的轨道。中国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处于弱势，被动的一方，有些人鼓吹的全面与西方接轨，不也正好中了西方的预谋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让自己的头脑，完全成为别人思想的竞技场。
但是，笔者主张抵制西方的话语霸权，并不是要全面拒绝西方文明，退守到我们的传统地盘上去自斟自饮。相反，笔者主张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来学习西方。有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文章最后部分详细论述。
西方的后殖民批评揭开了西方学术公正、客观的虚伪面纱，让我们能够洞悉西方学术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那么，后殖民理论家的学术活动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东方并进而对中国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理论资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我们留到第三部分去讨论。这里笔者想声明一点的是，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解决。我们应该发展我们本土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将话语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只能提供我们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策略却无法给我们提供建构自我身份的借鉴。笔者试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笔者想从他们的个人身份谈起，这些后殖民批评家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如赛义德、斯皮瓦克等。他们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的边缘步入主流社会，拿着丰厚的薪酬，使用着西方的话语资源，他们的批评难免不带上西方的权力话语，从而掉入与西方殖民话语同谋的陷阱，如巴巴和斯皮瓦克在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受到那些充满精英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特权的责任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文化批判思想和著述风格上。此外，东方对于这些游子来说，具有相当程度的外在性，民族身份的历史记忆已渐渐远去。因此有不少中国本土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最关心的；并非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文化遮蔽的问题，而是在进行一种后现代文化性质的文本层面上的重新建构、重新言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忽略了这些后殖民批评家双重文化身份的另一面，但是后殖民批评理论对异域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确实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解释权。同时他们的外在性使他们不可能深入到东方国家的问题核心中去。此外他们对于东方文化被西方文化被遮蔽的现实的揭露，有可能被西方学术界利用，从而制造一个新的让人怜悯的东方，为殖民者“帮助”东方提供新的合法性。跨国资本要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立足，并使其市场本土化，必然需要制造一种多中心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主义批评在西方，无意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这些理论为跨国资本所追求的区域化、分离化，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想象形成了某种共谋。
其次，这和他们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渊源有很大关系，他们继承了后现代批评家对于传统真理观的批判意识，认为任何的真理都是一种书写，一种叙述，叙述的后面必然隐藏着权力的玄机。因此赛义德既反对西方人对真实东方的歪曲，同时也反对任何本质主义的客观真理。他指责东方学家歪曲了东方，但也否认自己能正确地认识真实的东方。他说：“我没有兴趣，更没有能力再现真实的东方和伊斯兰究竟是什么样子。”在他看来，一切认识都具有误解的性质。萨义德不相信语言陈述可以穷尽对象的全部外延和内涵——即知与物相符的真理，而只对知与物的关系感兴趣，即对描述东方的话语的产生、变化和其背后的权力进行分析。后殖民批评家们所感兴趣的是话语如何遮蔽和扭曲了东方，而不是遮蔽什么。换句话说，后殖民批评传承了后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衣钵，意在疯狂解构，而不着意建构。
最后，他们所依据的理论的学院派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批评只可能是停留在话语层面而不是为前殖民地话语的建构提供实际帮助。从历史上看，后殖民主义批评所依赖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具

《后殖民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有关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反思(第2页)》